7月22日，《新世纪》封面报道“‘污水白处理了’”，以北京污泥乱倒为典型，揭出中国各大城市近80%的污水处理厂污泥未处理即直倾环境的事实。
两周过去了，乱排污泥的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排），污泥排放的主管单位北京市水务局，环境监管单位北京市环保局，均保持沉默，未对媒体作出任何回应。
北排下属污水处理厂的偷排乱倒行为，也并未收敛。仅仅是在财新记者曝光的倒泥点停止倾倒，在更隐蔽的地方，这种违法行为仍在继续——
2013年7月31日，财新记者通过暗访，发现北京高碑店等污水处理厂的大量污泥，倾卸在紧邻北京大兴区的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义和庄乡大兴庄林场的数百亩耕地、林地上。
尽管是午饭时间，高温酷暑之下，从12点20分至13点的40分钟里，就有五辆大型污泥自卸车开入该处卸泥。
多位村民指出，该处作为卸泥点已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里，从北京开来的污泥车24小时不停歇，“一天有好几十辆车来村里林场，高峰时几分钟就有一辆车开来。车辆大多数为北京牌照，少量为河北牌照。”
两周以来，财新记者获得了北排乱排污泥的更多证据。京郊的通州、大兴两区近期已分别低调查处两起污泥污染环境案例，两案的污泥均来自北排下属的污水处理厂。
财新记者还掌握了北排近年屡次偷倒污泥的更充分证据。现有事实证明，北排下属的多家污水处理厂，偷排乱弃污泥，确实存在多年。
中国的多项法律法规已指出，未经无害化处置的污泥不得随意倾倒于环境。作为直接归属于北京市水务部门的官办污水处理厂，为何多年来公然违法、抗法？为何敢于置环境危害于不顾？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近年建成的大量污水处理厂每时每刻都在产生污泥，但污泥处置投资严重不到位，正规处理途径极为有限。“疏”泥之路难通，北京的大多数污泥势必寻求违法的乱倒出口。在环保部门“堵”策并不严格的现状下，乱局乃成。
一个包括污水厂违法外包、处置公司违法承接、土地承包者违法接收的灰色利益链最终出现。近年，这样的灰色链条游离在环境监管之外，已演变为京城和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部分地区的环境毒瘤。
业内识者指出，与北京类似的污泥倾倒乱象正在全国多数城市出现，在中国高调倡导实现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污泥乱倾导致的“污水白处理”悖论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必须立即作出改变。
北排倒泥新证据
太阳正烈。7月31日12点50分左右，一辆车牌为冀FF2091的红色大型自卸车满载20余吨污泥，缓缓驶入了与北京一河之隔的河北省大兴庄林场。
这个总面积千余亩的林场所在的大兴庄，曾于2005年作为河北省文明生态示范村的典型被《河北日报》报道。一个多月前，这里成了北京城区污泥的最新倾倒点。
冀FF2091缓慢但娴熟地开到倾倒地边缘。司机下车，用扳手打开后斗挡板。不久，满载污泥的后斗慢慢上升，向后倾斜，松软黝黑恶臭的污泥簌簌落落地倒了下来。十多分钟后，冀FF2091尚未倒完泥，车牌为京AF3171的污泥车又开了进来。
财新记者在现场目测，林场内已被倾倒污泥的土地有200余亩，大部分污泥已被翻耕入土。污泥附近，是一片长有半人高玉米的土地，再稍远一点，是几丛散落的桃树。
40分钟之内，五辆污泥车接连而至。那条连通林场和附近公路的乡间土路，已明显受损，普通小车难以行驶。
多位村民从土地承包人处打探到的消息是，污泥主要来自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知情线人则向财新记者证实，这些污泥主要来自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也有部分来自酒仙桥、清河等污水处理厂。
接近北排的知情人士透露，在本刊推出报道后，北排的污泥外包处置商被通知，对媒体发现的地点立刻停止倾倒，对未发现的地点则要尽快深翻，新倒的污泥一律要尽快翻，“争取做到来一车，摊一车，深翻一车。”
大兴庄林场的及时翻耕作法，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地点。
在这处新的污泥点外，财新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大兴两区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处证实，近期两区分别处理一起污泥倾倒案例，且均与北排有关。
7月28日下午，财新记者在通州区胡家村、枣林村实地发现，毗邻的两村中，倾倒地点共四处，面积100余亩，基本都是农田，有些旁边就是玉米田和花生地，且离村民生活区较近。污泥恶臭延绵数里，滋生大量蚊蝇。
通州区环保局环境监察负责人随后向财新记者坦承，经调查，两村共有100多亩耕地于2013年被倒污泥，引发了群众矛盾。区环保局早在一月以前就介入处理，勒令污泥处置者清理污泥。
据该负责人介绍，“区长已经发话，通州区一滴污泥都不要”，并要求各乡镇严防死守。
7月31日，财新记者在大兴区西黑垡村东南约1000米的一处荒地上发现，该处有约300余亩面积被石灰污泥堆存占用，旁边一个巨型的砂石坑内也被部分占用。
石灰污泥经阳光暴晒后呈灰白色，臭味和苍蝇已得到明显控制。但由于石灰碱性很大，被倒过的地方几乎寸草不生。知情人士称，此处用石灰处理过的污泥，来自北京市区小红门污水处理厂。
大兴区环保部门一位部门负责人表示，此处石灰污泥确实为小红门污水处理厂倾倒，该局已责令倾倒者清理污泥。
该部门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大兴区环保部门一直在严查污泥倾倒事件，“决不让污泥再倒在大兴”。
财新记者目前尚不清楚，两区的污泥将被运到何处，又将如何处理。大兴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称，石灰污泥听说是要运到房山区填坑。
两大谎言
2011年4月28日，北京官方网站千龙网刊出《污泥处理不会二次污染》的新闻稿。北排一位负责人称：“北京目前日产污泥约2400吨（全年约87.6万吨——编者注），均通过规范化方式得到了处理，不会造成二次污染。”北京市各主要媒体也对此表态进行报道。
这位负责人称，大兴庞各庄污泥无害化处置场可日处置污泥300吨，清河污泥热干化厂日热干化污泥400吨，金隅集团所属水泥厂采用焚烧的方式每天能处理污泥500吨，小红门石灰干化项目每天能消耗污泥500吨，另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小项目。
这不仅与熟知内情的专家所了解情形不符，更与财新记者近几个月的调查结果不符。
迄今，财新记者在京郊和河北省部分地区，已发现北排下设污水处理厂在2013年使用的至少八处违规倾泥点，所涉耕地、林地、废弃地，面积加起来已达数千亩之多。
近日，财新记者获得一份签于2010年1月1日的《污泥临时处置合同》。该合同的甲方是北排污泥处置分公司，乙方是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务中街村委会。该合同约定，甲方每天至少提供给乙方200吨污泥，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污泥临时处置费及运输费。
该合同是在一起污泥诉讼案件中，由北排方面向法庭出具的。但这是一笔肮脏的交易。
合同有效期限为2010年全年。进行简单计算可知，德仁务中街村委会在2010年至少要负责处置7.3万吨污泥，约相当于全北京污泥产量的8.3%、十二分之一。
德仁务中街村委会可从北排方面获得两项报酬，一为每吨污泥30元的运输费，二为污泥处置费用，每吨为20元。照此计算，当年该村委会从北排方面可获得365万元收入。
该合同是在北排方面正式向社会招标污泥外运的背景下产生的。据招标公告，这些污泥主要为污泥泥饼（含水率不超过85%）。北排内部工程技术人员论文显示，内部将含水率约80%的污泥统称为泥饼。该合同背后的官司也显示，所涉污泥为未经无害化处置的湿污泥。
在合同中，北排方面要求乙方用“混合翻耕及摊薄晾晒”等方式处置污泥，混合翻耕“每亩地污泥施用量不得高于20吨”。
这或许意味着，在365万元污泥交易的背后，可能有多达3650亩土地被施用污泥。
类似的肮脏合同并不是个案。2009年至2012年的四年中，北排方面一直公开对外招标污泥外包业务，每年所涉污泥量达60万吨至82万吨之多。按招标合同，相当于北京污泥总量80%以上的污泥，均需外运至离污水处理厂“平均70公里”远的地方处置。
早在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就明确解释，城市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属于工业固体废物。国家对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运输、处置均作出了要求。但北排的上述招标行为，并未对污泥处置方是否有专业能力作出具体要求。
财新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招标公告中，北排仅对污泥处置投标方的注册资金等作了要求。按照相关法规，污泥需要经过无害化处置满足相关要求才能进入土地，但上述合同中的德仁务中街村委会显然没有合规的污泥处置能力。
除此之外，北排还存在跨省运输固体废物的违法行为。中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且需要得到“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而北京市环保局相关人员向财新记者表示，该局并不清楚北排污泥向环境排放的相关情况。
接近北排的知情人士称，北排对每吨污泥的经费预算只有100元左右，这笔钱根本不可能进行污泥无害化处置，最终就只能外包污泥处置。“但这点钱，不可能找到正规的处置公司。最终，就是京郊一些有乡村关系的人，主要是能搞定土地的一些‘能人’，成为了污泥处置者。”
土地恶果
北排和污泥倾倒者的另一派说词，是污泥可以作为肥料，对土地有好处。这是另一个谎言。
“这泥绝对是一种肥料，对土地的质量绝对没有影响。它对土地绝对有好处，没坏处。”时隔近三年，牛昶还对当地村委会工作人员当时的话印象深刻。彼时，该人员要给他送免费的“有机肥料”。
2010年10月，牛昶在南堤寺东村租下110多亩村集体耕地，用于种植园林绿化用的草皮。牛昶万万没想到，这所谓的“有机肥料”，会导致他最终损失近30万元。（事件详见“京城两起污泥案均未追究北排责任”）
牛昶将北排及负责运输处置污泥的德仁务中街村委会告上法庭。但最终，经过法院一审、二审，牛昶败诉。
北排声称，这些施了泥的土地“只能种玉米”，牛昶的损失是“自行种草”导致。然而，尽管是种玉米，施泥之地也出现过颗粒无收的情况。
2011年3月，与牛昶同在南堤寺东村租地的刘女士，在70亩地上种植了水果玉米。后来发现，该块土地上已在数月前（与牛昶地块倒泥事件同时）被倾倒了污泥，平均厚度至少20厘米。倒泥者，同样是与北排签有合同的德仁务中街村委会。
“把地租给我的人跟我说，种东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她在被说服后，进行播种管理。2011年“五一”期间，她发现所有长出的苗都没有成活。她当即要求退还土地，却被告知不能拿回租金。当年，她损失达8万元。
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
通州区漷县镇东鲁村的张先生于2010年承租70亩地，用于种植绿化草坪。该土地因2010年底被倾倒了一次污泥，导致2011年、2012年、2013年连续三年草皮种植受影响。
“草倒是长出来了，但草皮始终卷不起来，根本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都是垃圾了。”张先生说，他每年损失20多万元。
北京国育诚草坪种植中心负责人梁树国对于通州区草坪种植情况较为了解。他说，仅他了解到的，在该区的永乐店镇、于家务乡、漷县镇和采育镇，种植草坪者受污泥影响的就有三四百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把用于种草坪的地退了，或者是改种玉米了。”梁树国说。
“我们这里没有人愿意用污泥倒过的地种小麦，种蔬菜瓜果，因为种也种不好。包括种草皮也不容易成活。”梁树国说。
他认为，导致这样的原因之一，是草坪根茎深度只有3-5厘米、小麦只有10-15厘米，而玉米则是大根茎，达60-70厘米。“根茎深度越浅，与污泥接触距离越近，就越不易成活。”
在上述合同中，北排方面还要求一亩地中污泥施用量不得高于20吨。此规定大有玄机。
接近北排的一位知情人士称：“一亩20吨，是经内部技术人员研究论证后的结果。只要不超过这个量，土地与污泥混合翻耕后，检测土壤的各项重金属、有机物等污染物，按照中国现有的耕地标准，基本是刚好不超过土壤污染限值。就是说，只要不超量施用，虽然土壤中污染物含量升高，地上作物污染物值升高，但一般都不超限制值。”
上述说法，与财新记者向相关专家进行的求证，可以互相印证。
但这表面上没污染的土地，除了造成“只能种玉米”的后果，在2010年的北京“污泥第一案”中，还曾被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查出COD（化学需氧量）、BOD（生化需氧量）、氨氮、粪大肠菌群数等严重超标，并且检出乙类传染病病原体志贺氏菌。
该评估认为，污泥倾倒对涉案地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污泥疏堵策
近年的污泥乱倾，对于北京郊区环保部门来说，早成头疼之事。
一位北京郊区环保局监察部门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前些年污泥倾倒问题比现在“猖狂许多”，“（拉污泥的）大车开到没人的地方，在路边就把泥随意倒掉了”。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依靠各个镇里的城管（人员）来管。（城管人员）把倒污泥的车给扣住，然后让他们清走，不清走不放车。因为我们环保部门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这样。现在，污泥倾倒也确实越来越隐蔽，而且当地老百姓也不懂，唯利是图，收了他们的钱，倒在地里，大概一车80元至100元吧。”该负责人说。
在采访中，通州区、大兴区等郊区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均表示，查处污泥乱倒一大难点是工作被动，不知道下一车违法的污泥会倾倒在哪里。
他们认为，根绝污泥倾倒乱象，主战线应在水务部门的“疏”策，而不是环保部门的“堵”策。
北京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近日与财新记者联系时称，在污染末端，该北京市环保局管的污泥问题，环保部门会管，“但我们就几十号执法人员，到处捉迷藏式的管污泥外运，实在管不过来。根据北京的相关法规，北京市水务局负责污泥的出路，必须在源头上要求他们解决好合规出路，才能不让环保部门被动。”环保部门的说法并不完全是推诿。《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污泥收集、运输、处理和处置的技术标准体系和运营监管体系，规范污泥的处理处置及综合利用。
显然，北京市水务局有职责在源头上根绝污泥倾倒乱象。事实上，北排还是北京市水务局下辖的国有企业。
发稿前，北京市水务局宣传部门向财新记者称，暂时还没有与污泥相关的信息对外发布。
多位污水专家认同北京环保部门“根治污泥乱象，在疏不在堵”的说法。各级政府该认识到，处理几个外包公司的负责人，警告几个官员，不可能解决“污水白处理”困局。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政府自身给污泥处置足够的经费，正规处置污泥。
地方政府在污泥问题上，扮演着相互矛盾的两种角色。一种是高尚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义正辞严地出台规章，规定污水处理厂建设的同时要建污泥处置设施，污泥不得直排环境，否则严处。另一种角色是吝啬的投资者，在拨付污水处理厂污泥设施建设经费、具体的污泥处置经费时，却又“重水轻泥”。
在发稿前，财新记者从多个渠道获得的消息称，本刊相关报道发出后，对北排震动较大，数名专家近期接到北排有关邀请，商讨污泥合规处置技术事宜。并且，北排计划向政府申请解决污泥处置经费不足问题。
这是一种顶层设计。果真成功，善莫大焉。
但在当下，更为紧要的是，相关各方需敢于直面污泥倾倒乱象，打破沉默，公开处置乱倾污泥事件，并且依法问责相关责任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