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导读

 

在政府决心和国家庞大治污计划之外，未来的污染治理，绝不可忽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摒弃运动式治污、建立真正长期有效的市场机制才是关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全球推行的“自然资本宣言”即是倡导用金融手段，包括贷款、投资和保险等模式，推动生态环境事务。未来，环保金融模式在国内的需求亦将日益扩大。

    举一个具体例子，湿地复原即可借鉴美国“湿地银行”模式：地产商在毁掉一块湿地前须出资在别处另建一块同等价值的湿地，此时即引入相关专业企业，最后地产商出钱，建设方收回成本并赢利，“湿地银行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的雾霾借由两会，凸显了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决策层的警觉。李克强总理在本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虽然国家公布了庞大的治污计划，政府决心很大，不过，未来的污染治理，绝不可忽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治理污染，首先涉及到财力投入。相对政府投入，发挥市场的力量更为重要。

    在前一轮的污染治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的财力投入多数是不够用的。北京可以投入7600亿治理污染，未来可能达到1万亿，固然鼓舞人心，但全国没有几个像北京这样财力雄厚的城市。地方的另外一个难处是，最近几年各地普遍投资过猛，积累了大量地方债，还债任务繁重，而且未来民生投入需求巨大，在此情况下，投入环保的财力恐怕更要受到限制。此外，在来自中央政府的财力支持方面，地方能获得多大程度的支持往往要看行政级别，这种按政治级别排队分钱的惯性，也难以在短期内扭转。

    笔者一直呼吁要推动地区之间建立转移支付制度，从国家层面进行协调，对很多产业受到限制的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建立相应补偿机制。但是，转移支付仍然是一个政府手段，而且在短期内难以建立，甚至有时候跑偏了。比如在南水北调东段，江苏扬州是东线的水源地，但从2006年至2013年，当地水价却连续7年上涨，而涨价名目是代缴“南水北调工程基金”———本来是应该获得补偿的地方，却要为南水北调的成本买单。在未来，这种情况仍难避免。政府之手有时候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绝非一句空话。在过去几年的投资热潮中，民间投资逐步超过政府投资，去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近60%为民间投资。未来在环保方面，民间力量超过政府力量亦应为大势所趋，广开财源，方可保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进行。

    目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在全球推行“自然资本宣言”(N CD )，倡导用金融手段，包括贷款、投资和保险等模式，推动生态环境方面的事务。未来，环保金融模式在国内的需求亦将日益扩大。比如北京曾拟对居民征收大气污染方面的费税，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是金融机构或企业先期投资某一个小区一定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比如植树种草，改善环境之后再向居民收取一定费用，就比政府运作要灵活得多，而且无需动用政府财力。

    未来，地方的工业污染治理也需引入市场机制，如由一家公司出资，治理某条河流的沿线污染，然后由此公司向造成污染源的众多企业一起收费。当下，对于工业污染，很多地方都是对污染最厉害的企业进行罚款，以图杀一儆百，最后实际并没有解决污染问题，而借助市场的力量，则可真正起到作用。

    再举一个例子，近年来，中国的赤潮现象越来越严重，中科院生态所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进行红树林复原，以及黄河三角洲湿地复原，未来即可借鉴国外湿地修复模式。在美国，流行一种“湿地银行”模式，如果地产商建房需毁掉一块湿地，就必须出钱在别处另建一块同等价值的湿地，此时即可引入N G O或企业的力量，让其先行出资修复或重建湿地，最后地产商出钱，建设方收回成本并赢利。美国最著名的湿地银行家Kevin Erwin就曾参与了佛罗里达等地的湿地修复。未来，在生态破坏严重的中国，这种模式亦前景广阔。

    而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治污，某种程度上则是源于政府“万能”的失灵。比如，自2005年以来，环保部曾试图推行绿色GD P，但却一直难以落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对于地方政府的投鼠忌器。

    在中国仍风靡G D P主义、注重物质财富增速之时，众多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注意水、空气、土壤、森林、湖泊等“自然资本”的价值。1997年，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罗伯特·康世坦联合十几位学者，首次系统地测算出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服务价值约为33.3万亿美金，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这个数据被普遍借用。

    在国内，早在2004年，国内第一个绿色财富核算在神农架进行试点，2006年通过验收的结果显示，神农架当年的绿色财富价值约236亿元，是当年GDP的4倍以上，人均30万元，约为全国人均G D P的30倍。但最终，就全国范围而言，中国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关于国家和各个省市的自然资源估值的风潮。原因何在？

    仅从技术角度而言，在大数据时代，自然生态的变化情况不难获取。技术不是问题，难的是摆平地方的发展利益。神农架的自然资本被测算出来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神农架当时在湖北的GD P倒数第一，若按照自然资本价值算，不用发展就成为第一，而很多经济发展快的地方反成为负面典型。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生态形成了对立，环保局就此左右为难——— 若强行推动，必招致地方反对。环保部门在更高级别的权力阻碍面前，就开始失灵了。

    与之相对，社会组织的力量与灵活性逐步显现。事实上，在国外，这种估值也多数由社会组织完成，只是鉴于中国大政府的传统，社会的力量此前被抑制。未来，可以让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环保部门顾忌的事情，社会组织反而可以放胆去做。

    治理污染，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一个评估，否则一个地方的生态到底破坏到什么地步，发展到什么地步，都是一笔糊涂账。环保检测往往更多是运动式地对企业罚款。未来，中国应该也可建立一套对于生态系统的估值，然后根据每年的变化对各个地方进行奖惩。

    罗天昊(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中国环境投资联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