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对外宣布，将于2014年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试点。
从2008年开始，针对耕地污染治理的政策密集出台。受政策利好影响，众多土壤修复企业短时间内迅速增多，且鱼龙混杂。此外，地方政府尚处于“示范工程”阶段，专业人才资源有限，短时间内难以适用于大面积的耕地土壤修复。
面对五千万亩中重度耕地污染，资金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
“四十分之一”
2012年，根据国土资源部年度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全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这也是目前官方公布的最新耕地数据。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透露，环保部土壤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五千万亩左右。而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环境调查，在区位上及整个评价上，和环保部趋同，即全国中重度耕地污染面积，相当于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十分之一。
针对这四十分之一的中重度污染耕地，王世元表示：“这些地方不能再继续耕种。过去出现过‘镉大米’的新闻报道，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严格制止。”而“镉大米”等由耕地污染引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是否已经远离百姓的餐桌？
2013年初，广东省查出多批次来自湖南省的镉超标大米，引发了新一轮的“镉米”恐慌及对湖南耕地污染状况的猜测。同年6月，《民生周刊》记者在湖南采访时了解到，湖南省农业厅在农业部支持下进行了全省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普查。该普查对全省4525万亩农产品产地进行了污染区域类别划分，筛选出了重点污染区域。
普查结果出来后，湖南全省将根据结果对农产品产地进行分级管理：对未污染的农产品产地，将进一步加大保护力度，防止新污染；对轻度污染的农产品产地，将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进行治理和修复；对严重污染的农产品产地，划定为农产品禁止生产区，进行种植结构调整。
当时，湖南省农业厅相关工作人员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度污染区域是否退出口粮生产，还没有完全确定下来，但湖南省也对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估算。“湖南目前年产量是600亿吨，即使重度污染区退出口粮生产，估计可能一共影响十几亿斤到二十亿斤左右。虽然数目不太确定，但我们认为对湖南省的粮食生产不会造成很大影响，因为我们每年粮食产量上下浮动十几亿斤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直至2013年12月中旬，“镉米”产地湖南益阳多名农业系统工作人员均表示，益阳市尚未划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农民的农业生产照常进行，只是“镉米”事件导致部分农民种稻积极性下降，有部分农民将原来的稻田改作其他农业用途。
遭受污染的这四十分之一耕地是否会明确不再耕种？目前国家并未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此事。针对已污染耕地，王世元表示，国家和地方政府将拿出相当大的资金进行耕地修复。“国家每年将拿出几百个亿，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地下水严重超采综合治理的试点。”
政策信号
“现在国家要做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我认为需要三个前提：一是问题严重，二是要有成熟可靠的技术，三是要有行业统一的修复标准。而后两个条件，目前都还不具备。”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阳生这样分析。
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土壤修复技术是刘阳生的研究领域之一。他和他的团队，从2005年开始着手研究城市淤泥堆放农田对土壤的影响等耕地重金属污染课题。
刘阳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环保产业协会重金属治理与土壤修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秘书长。他记得，2010年之前，全国涉及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企业不超过20家，其中真正具备专业能力、“叫得出名字的”只有5家左右。而到了2013年，专委会掌握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300家。
行业兴起背后，是政策密集出台带来的市场预判。
2009年之前，我国尚无专门针对重金属污染的法规。2008年以来，一系列重金属污染事件，特别是2009年8月发生的湖南武钢儿童血铅中毒事件，引起国家高度重视，要求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拿出解决办法。
2009年9月，环保部在西安召开全国重金属染防治工作会议，提出“向重金属污染宣战”。几日后的9月9日，环保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原卫生部向国务院联合上报《重金属污染防治综合实施方案》，最终由国务院办公厅于当年11月转发，重金属污染第一规落地。
紧接着，2010年2月，环保部成立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2010年3月，国务院同意建立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涉及国务院的13个部委以及全国14个重金属污染防治任务比较重的省份。
2011年2月9日，国务院批复《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同年3月份，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至此全面启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政策的密集出台，触动了一大批人的敏感嗅觉。地方政府开始争相申报国家项目资金；商人开始创办相关企业；原本不具有此专业方向的院校开始招收相关人才；大量投资者开始看好这个行业，启动大笔资金进行投资，等待回报。
行业混乱
“我国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大气污染控制、固体污染控制、水污染控制等技术，大多是引进国外成熟技术后消化使用的，但是土壤不一样。”刘阳生说。
据他介绍，美国的重金属污染土壤大多受污染面积较小，受污染土壤体积较小，因此主要采取固化填埋的方式处理。“我国的耕地土壤修复，目的是恢复土壤的农业生产功能，满足农业的生产要求，这就决定了我们的产业技术是固化、稳定化污染物。”
刘阳生进行的耕地修复，目前采用的都是原位化学稳定化技术，即在土壤原有位置上用化学药剂与重金属元素发生化学反应，使其不再被雨水浸出或被植物根系吸收。
“目前国内做原位化学稳定化的企业很多，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很多企业添加的药剂配方不够合理，导致必须添加很多才能起到稳定效果，造成成本过高、改变了土壤性质、植物减产等后果。”刘阳生说，“这300多家企业真正技术过关的并不多，这就是行业现状。”
刘阳生透露，土壤修复行业内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土壤修复工程并没有统一的验收标准。目前采取的验收标准五花八门，加剧了市场混乱。
“缺乏统一标准，对行业的不利影响很大，因为标准决定了修复采用的技术路线，也决定了工程实施的成本。”刘阳生说。
一项修复工程完成后，通常需要政府验收。验收时，政府聘请的各方专家会给出专业意见，判断此项工程是否适合在当地大范围推广。
刘阳生发现，许多验收专家给出的意见并不专业。“很多地方政府聘请的专家并不是土壤修复方面的专家，而是其他从事水、大气、固体废弃物处理的专家。”刘阳生补充道，“事实上，目前中国土壤修复方面的专家很少，因为这个领域在中国被关注的时间很短，不超过十年。”
巨资从何来
“目前我国的示范工程中，修复一亩耕地企业报价40万元，这只是中间价位。如何定价涉及到农田里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污染的程度以及修复要达到的效果。目前我国示范工程平均下来，报价至少要达到5万元一亩才能使企业保本。”刘阳生说。
目前，我国耕地土壤修复均属于“示范工程”，即由政府出资，涉及范围、面积较小，通常只有几百亩。“做示范工程的目的就在于测试一种修复方案在当地是否可行，是否有推广价值。”
据刘阳生了解，目前这种示范工程在全国遍地开花，一年至少开展数十个。其模式是政府选定需要修复的地区，公开招标，企业经过调研后做出修复方案投标，最终由专家委员会等机构选出中标者进行修复。
土壤修复资金量大，是环保部门最为头痛的问题。环保部重金属污染防治办公室主任张嘉陵曾表示，每年环保部门用于重金属污染防治的资金，仅能支持为数不多的项目。因此，我国5000万亩中重度污染耕地若要开展修复试点甚至将来推广，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便是“钱从哪来”。
“即使按照最少3万元一亩的修复价格来计算，5000万亩土壤修复也要花去1.5万亿元。这些钱要国家出是不可能的，只能吸引社会资本，但前提是国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去支持这个产业。”刘阳生表示。
对于如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修复，刘阳生有两个想法：“若是污染场地修复，如一家废弃的化工厂，随着城镇化过程，其所在地成了城市核心区，土地价格会飙涨。如果政府在出让土地的同时要求开发商修复土壤，这是符合开发商盈利需求的，他就会为了利益而去修复土地，这种情况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
对于面积更大的耕地修复，刘阳生提出的设想是依靠大型农业企业进行修复。“政府可以做中间人，将一片受污染的耕地集中起来，给农业企业几十年的使用权，但前提是必须修复好耕地后用作农业用途，原来的耕地承包农民可以采取入股方式获得收益。大型农业企业的优势在于能够提高土地的产出价值，我相信这条道路是行得通的。”
“国家是酵母，是引子，发酵完要形成一大盆甜酒，这需要社会资金。怎么把民间资本引到这个盆子里，需要政府的智慧。”刘阳生说。
来源：丁筱净 《 民生周刊 》（2014年第2期）
重金属耕地修复之困 中宜环科环保产业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