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偏向中西部的资源配置，没有远虑必有近忧
（陆铭在西部一地拍下的一个工业园。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却没有招来什么企业的工业园，呈遍地开花之势。）
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政府债务累积，中国经济似乎正在面临一场如何兼顾效率与平衡的战略选择。
但实际上，效率和平衡并非不能兼得。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向宽虎，就在2014年第4期《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撰文指出，之所以效率和平衡出现冲突，是因为在中国仍存在着阻碍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主要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文章题为《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论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以下为经作者授权的摘编。
研究者认为，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证明，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没有劳动力流动的阻碍，经济向少数地区的集聚和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只是阶段性现象，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高，经济集聚的同时，地区间差距会逐步缩小。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在坚持有利于欠发展地区持续发展的转移支付政策的同时，促进劳动力充分自由的流动是兼顾效率与平衡的战略选择。
从理论上说，要实现平衡发展（人均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有“动钱”和“动人”两条路可走。在人口不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中国在过去采用“动钱”的方式，给欠发达地区更多转移支付和投资，提高其经济总量。
而“动人”则是指去除人口跨地区流动的障碍，来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欠发达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一方面减缓发达地区的工资增长，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如果考虑经济集聚的力量，则发达地区人口流入不会带来人均收入水平下降，而是会提高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如果再考虑公共服务提供的规模经济效应，则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实现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双赢的可能性更高。
对中国整体而言，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服务业发展使得经济集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强，这些外在条件的变化使得限制人口流动的潜在损失越来越大。因此，通过“动人”的方式来实现地区的平衡发展，具有较强的效率优势，并且这一优势可能越来越强。
反过来，不“动人”而只“动钱”，不仅会导致经济效率损失，如用地效率低下、投资低效率等，在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GDP竞争的情况下，倾向于内地的资源配置还孕育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当前，中国内地省份的地方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于东部省份。
研究者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国土纵深如此之大的国家，内陆地区产生若干服务于内需的次中心城市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但当前内陆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发展方式，即速度、布局和结构问题，投资增长过快，布局过于分散，结构过于重型化的现状亟需纠正。
出于效率的考虑，内地的工业应优先考虑布局在内陆大城市周边，形成区域性都市圈。而目前一些内地省份工业发展的现状是开发区遍地开花，县和县之间在招商引资上也存在恶性竞争，结果是在一个省范围内也难以实现工业集聚发展，大城市的经济辐射作用没有很好地发挥，不少省份甚至出现了人口集聚度下降的现象。
研究者特别强调，内地的工业发展必须是以存在一定量的农业人口和依赖于本地资源的从业人员（如旅游、自然资源产业）为前提的，因此，有效的工业发展或者是配套这些产业的（如农产品加工和资源产品加工），或者是服务于当地一定范围内的生活需求的（如就近销售的服装和食品），或者是生产少数不依赖于海运的产品（如芯片、软件等）。
依据其他的研究，2004-2005年之前，地区间差距整体呈现上升趋势。2005年之后，地区差距呈现收敛迹象。这个转折是如何发生的，其背后是什么？
研究者认为，这和政府在平衡地区发展上的各种努力分不开。每个地方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是由中央控制的，因此地方的土地供给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的指标分配格局和对地方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中西部省份土地供给占全国土地供给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明显上升。
2003年后，开发区的设置也被作为支持内地发展的手段。之前，各地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进行着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廉价土地是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在中央和地方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地方政府的实际用地往往超出中央规划。为控制“开发区热”和建设用地的过度扩张，国家在2003年7月底开始发文，对开发区和建设用地进行清理整顿。这一轮清理整顿中，全国开发区数量由6866家减少到1568家，减少77.2%，规划面积由3.86万平方公里压缩到9949平方公里，减少74.0% 。在开发区清理过程中，对中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资源枯竭型城市、部分老、少、边、穷地区的开发区，在入园企业个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产业发展规模等具体审核条件上给予了一定倾斜。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企业调查数据，研究者统计了每一个城市在每一年中开发区内企业在全国开发区内企业数量中的比重，并绘制了城市开发区内企业所占比重与该城市到香港、上海、天津这三大港口的最近距离的关系图。结果发现，在距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外的地区，开发区企业数量占全部开发区企业数量的比重在2003年之后是明显上升的。
另外，中西部省份获得的转移支付在全国总量中的份额在2003年之后持续上升。从微观企业层面，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在所有被补贴企业中，中西部地区被补贴企业数量占比和补贴收入总额占比大约在2003年前后出现了拐点，之后均有所上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不管是从城投债发债的支数还是规模来讲，内地省份所占比重近年来总体处于上升趋势，在2012年，这两个比重均已超过50%。相对于其现有经济规模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内地省份日益增长的负债规模孕育了不容忽视的债务风险。
研究者指出，经济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方向出现拐点后，也相应地引起了劳动力市场上“拐点”的出现。2003年之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工资的明显上涨，这曾被认为是城乡二元经济中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的表现，然而这也可能是政策干预的后果。
经济资源向中西部的倾斜，带动了中西部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也相应上升。在东部省份，土地供给的相对收紧推动了东部地区的房价上涨，进而推动了工资的显著上升，这种工资上升的机制主要是在2003年之后出现的。
对中西部投资引致的劳动力需求上升，以及惠农政策对农民工保留工资的推升，降低了劳动力主要流入地——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加速了其工资上涨。2003年前后区域平衡政策的拐点和劳动力工资上涨的拐点同时出现，不应被作为“巧合”来对待。
如果对于行政配置资源的效率损失的担忧是正确的，那么，可以预期的是，效率损失的体现也应该在2003年前后出现拐点。研究者进而利用1999-2007年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即TFP），对此进行了验证。
研究者发现，2003年后，按就业份额加权平均的总体TFP的增长率的确呈现下降趋势。虽然TFP增长率在年和年之间有波动，但在2003年以前，其主要趋势是上升的，2003年到2007年之间，TFP的增长趋势却中止了。这一时间的拐点刚好和前文中描述的政策拐点的时间吻合。
另外 ，研究者分析数据指出，2003-2004年的清理整顿，对沿海地区的制约作用不仅在于有利的政策被取消，还在于清理整顿过程中的地区偏向使得沿海地区有更多企业蒙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损失。
政策扭曲加强的后果，则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研究者采用TFP的标准差来度量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发现在2001年以前，TFP标准差总体上是下降的，但在2003年以后，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上升过程。2003年以后TFP标准差的上升，反映了中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恶化。
研究者进一步以地区分组计算的结果是，全国层面TFP离散度的增加，从地区维度上来看，主要源自于中西内部的资源配置恶化。而东部地区集聚趋势减缓而导致东部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一机制并未发生作用。
从数据中，研究者也发现，出口部门在这十年期间资源配置效率一直是在优化的，这成为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但这一优化力量由于出口企业数量占比在2004年后下降而有所变弱。
而导致整体资源配置恶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其拐点大致在2003年前后。从2002年开始，国有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开始恶化。由于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因而，在所有制和地区这两股使得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因素中，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对总体配置效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由此，研究者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要在生产要素更有效率地加以配置的条件下，让经济和人口进一步向沿海地区和内陆的大城市集聚，同时，地区之间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将最终缩小，从而使中国走上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区域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央政府仍然需要发挥协调地方间关系和促进平衡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应更多地投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制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在生产要素充分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辅之以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是一条“动人”和“动钱”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要求中国必须突破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桎梏，在全球经济的大格局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规模经济优势，实现效率与平衡的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