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中国是最具备条件采纳新加坡城市规划制度和模式的。“我经常说，今天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条件最佳的当然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为什么呢？首先中国重视发展也重视规划，在规划方面投入了巨大资金，只是规划做得不够好。中新两国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以比较强调地实施土地规划。“还有一点和中国类同，我们的土地70%是国有的，这很关键。在日本就不可能，如果要建快速路、盖公共住宅、建污水处理厂，每个项目可能要和业主谈5年、10年，才能够说服他们，甚至征收土地都有问题。”
基于两国间的这些共同点，刘太格称，第一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第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势，“就没有借口说城市不可能做好了。”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 IC 资料
“学习新加坡热”在中国诸多领域都留下了印记，其中城市规划与治理经验也是学习的重要样本。
是什么让这个原本杂草丛生、垃圾遍地、棚户区林立，连饮用水都要由马来西亚提供的贫穷渔村，成为如今人文与自然环境相得益彰、交通井然有序、住房自有率超过90%的花园城邦？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新加坡高瞻远瞩的城市规划。
近日，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发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原建屋局局长、原重建局局长兼总规划师、77岁高龄的刘太格博士，在狮城接受了早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新加坡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背后的奥秘，并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现存问题给出了建议。
“每个城市都有希望改变、改善，你越早下决心，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为什么能够相对富裕？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做合理的事，所以几乎没花什么冤枉钱。中国现在要改善大城市的现状，当然要花相当一部分钱去处理，如果现在不处理，以后的问题会更严重，花的钱也会更多。”刘太格说。
高密度建筑规划秘诀：
仿效西方棋盘
开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世界花园城市”新加坡历来是现代城市规划设计中的经典案例，而且对中国的城市具备现实吸引力和参考价值：新加坡的总面积约718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北京的4.4%，还不及中国一个较小的地级市。总人口约547万，人口密度约为7600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5.8倍。就是这样一个弹丸小国，却罕见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基础设施完善，吸引外资能力一流。
早报记者探访新加坡的数天内，曾于早中晚多个出行高峰时段乘车穿梭其中，即使在中央商区，也几乎没有遇到堵车。由于绿色植被覆盖率高且层次丰富，建筑错落有致，作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新加坡丝毫没有许多大城市“标配”的压抑感。
仅从国土面积上看，新加坡是地地道道的小国。即便如此，规划者依然将全国划分出5个100多万人口的片区。5个片区之下再分割出25个卫星镇。各级中心依据人口规模和布局配置了相应等级、规模和功能的商业、学校、医疗、交通等设施，民生问题基本能就近解决，极大地减少交通出行。对于中国的超大型城市，刘太格曾提出类似的“星座城市”理论，也正是源于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新加坡建筑密度很高，不过我们做规划的时候做了巧妙处理。我讲一个新加坡的巨大秘诀，那就是我们在处理高密度建筑时，是拿西方的棋盘作为参考。”在刘太格口中，新加坡城市规划的思路清晰明了，“西方棋盘就是黑白相间，黑的我们就当作高密度的住宅或是写字楼，白的就是公园、广场、不能太高的商场和体育场所等等。所以感觉没那么压抑，经常能看到天空。”为了研究高楼密度是否有最上限，刘太格坦言自己还在找心理学人士帮忙。
在刘太格看来，判断高楼成不成功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不看得到天空，二是电梯设计管理好不好。“现在新加坡人住在高楼里完全没顾虑。系统每5秒钟扫描一次，上万部电梯，哪一个有问题，建屋发展局都比居民提前知道。”
早在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建设花园城市的目标。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绿地的指标，并要求在住宅前均要有绿地。若是建筑物前的绿地不足，也会在各个楼层插缝绿化，或是在楼顶建花园。
除了绿道串联、建筑高低错落之外，新加坡的空间环境处处体现出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在保留多重文化传统的历史街区之余，在城市中心，新加坡政府很强调建筑创造的艺术性，鼓励引进国际建筑大师设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走在新加坡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成片该国用以实现“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政府组屋，类似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建筑风格完全一致。整齐划一之中，愈加凸显穿插其间的商业建筑多元的形态之美。
每个投资都要考虑收益
对于全世界而言，五十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对于新加坡这个年轻的国度而言，在已故“国父”李光耀带领下的五十年，其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脏乱差小岛，变成了一个活跃成功的经济体。作为地理位置特殊的小国，实用主义和忧患意识贯穿新加坡的发展史，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其城市规划上。
1969年，刘太格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发展局工作时，参与规划的新加坡城市发展年限是一百年。在远期规划基础上再做中期规划，做完中期再做近期规划。也就是说，概念式的长期规划已经敲定了大方向，在此基础上不断精细化，才能相互衔接，环环相扣。“为什么要分开做？比如你把15年的规划敲定了，最近15年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分期开发，基础设施可能就是到处乱投。结果就是成本无谓增加。这也是我们打了一个经济算盘。”
在提及新加坡成功经验时，人们往往对新加坡“以经营企业的理念来经营国家”津津乐道。投资-收益，刘太格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了这组词。在他看来，若要追求可持续发展，那每做一个投资，就要考虑收益，“我们会把土地先留下来，比如一个三车道，我们会先做两车道，等车流量增加了再做三车道，要是再增加，才变立交。都是当作生意来做的。”
规划的时间跨度太长，如何确保其执行与实施？除了高度法制化之外，刘太格多次强调了领导意志与素质的重要性。“以李光耀先生为榜样，他们每次处理问题都经过深入思考和讨论才做决定，而且是非常客观的决定。我经常对外来朋友说，在新加坡，最高领导不是总理，也不是总统，而是真理。总理和总统都要尊重真理。”
尊重真理所折射的，是充分尊崇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过去做政府公务人员的时候，要是上级领导出于对某个问题不了解而非故意，要我做我不同意的事，我就当面和他说，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说服对方，而且不用费劲，因为我们的最高领导不是他们，而是真理。”刘太格回忆说，上级领导并不会干预技术问题。通常都是确定一个方向，但不对具体操作指手画脚。如果需要上级从政策法令、财务上提供支持，在事先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对方也会做到。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指李光耀）写给我一封信，要求在两三年内，把所有还没有拆迁的棚户区居民全部拆到公用住宅里，就一句话。他没有说我要你先拆这个再拆那个，没有这些。这对我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我们就按专业能力去制定计划。坏处就是，你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你的职位就保不住了。”刘太格充分肯定了这一制度，以及与政治领导之间理智化、健康的关系。
当然，以上等式成立的重要前提是，要会集一群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建国之初，新加坡国内人才缺乏，于是聘请联合国高级专家编制了高起点、高标准、覆盖全境的概念性发展蓝图。“我们还有个好习惯是，请外国人来，让他们和本地工程师、建筑师、规划师对接。他们走了之后我们就把他们的经验留下来，所以现在我们这些专业人士都是世界水平。”
推行政策过程中，或多或少必然会遭遇民意的抵抗。遇到市民的抱怨，刘太格通常的态度“小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在分析之后做出决定，以非常尊敬的态度把道理说给他们听。几乎百分之百的事件我都能过关，他们都能接受。所以不要把他们当成弱智的人，而要把他们当成很聪明的人。”
中新两国都注重规划
迄今为止，刘太格已给近40个中国城市规划项目做过顾问，也发现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中的诸多通病。很重要的一点是，新加坡和刘太格本人引以为豪的长期规划在中国一些地方并不受欢迎。
城镇化势不可挡。早在多年前，刘太格就提出中国政府应对大规模城镇化制定长久的规划。“假如说在今后的30年或者50年里，中国总人口的80%要到城市里面去，那么这些城市是不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呢？一般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建议他们做一个到2060年或者2070年的规划方案，先预测未来的人口会增加到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现在是2015年末，你们国内很多方案是做到2020年。这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你们国内做的方案起码是2050年，多数是在2070年。”
刘太格还提出，城市规划的“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
“现在中国规划界我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很多新的、荒唐的道理，听起来高度性感。因为性感，大家就想做。但这个道理到底正确不正确？多数人搞不清楚。等这项工作做完，20年之后发现不可行的时候已经浪费了很多钱、牺牲了很多人的生活质量。我今天和你们说的理论一点都不性感，所以他们不一定会接受我的理论。但这是良药苦口。”
他认为，中国是最具备条件采纳新加坡城市规划制度和模式的。“我经常说，今天全球搞规划和城市发展条件最佳的当然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国，不是美国，也不是欧洲。”为什么呢？首先中国重视发展也重视规划，在规划方面投入了巨大资金，只是规划做得不够好。中新两国的共同点在于，都可以比较强调地实施土地规划。“还有一点和中国类同，我们的土地70%是国有的，这很关键。在日本就不可能，如果要建快速路、盖公共住宅、建污水处理厂，每个项目可能要和业主谈5年、10年，才能够说服他们，甚至征收土地都有问题。”
基于两国间的这些共同点，刘太格称，第一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第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势，“就没有借口说城市不可能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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