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模式
美国的循环经济得到政府的提倡和推动，1970年美国制定《资源再生法》，1976年制定《固体废弃物处置法》，1990年美国加州通过了《综合废弃物管理法令》。正是由于法律上明确了企业在维持循环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使得美国企业把循环经济理念作为自身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支持化工界研发降低资源消耗、防治污染的有实用价值的新工艺和新方法。税收优惠 政策主要针对使用再生资源利用处理类设备的企业制定。
循环经济也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响应和努力实践。美国杜邦化学公司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了循环经济运行模式之一杜邦模式。其意义在于组织企业内部各工艺路线之间的物料循环利用。杜邦公司的研究人员把循环经济三原则（即3R原则）创造性地发展成为与企业实际相结合的“3R制造法”，以达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同时，通过企业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从废塑料中回收化学物质，开发新产品。杜邦理念的核心价值是为股东和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这一观念比传统工业界所理解的减少废物排放问题更为广阔。
（二）德国模式
双轨制回收系统是德国的特色和创新。德国成立双重系统股份公司，作为面向家庭和小型团体用户进行销售商品包装回收的非盈利性组织，与现存的国家公共废弃物回收系统平行运作。双重系统股份公司简称DSD（Dual System Deutschland），也称为绿点公司，是专门从事废弃物回收的公司。DSD的回收范围限于销售包装废弃物，其它包装由另外一些回收组织回收。DSD由上百家企业共同出资建立，该公司与各地废弃物处置机构合并，建成了一个全面的包装废弃物收集系统。具体运作方式是：
（1）加入DSD系统的生产商根据其产生量、销售量和包装材料处置难易程度交纳包装垃圾委托回收费。
（2）根据合同，生产商可以打上DSD系统的绿点标志。
（3）DSD系统接受这些企业的委托，组织收运者对这些废弃物进行回收，先进行分类，然后送至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实现循环利用，而能直接回收利用的包装废弃物则直接退还给生产商。DSD有力推动了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三）日本模式
建立“循环型社会”是日本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日本政府于1991年修订《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等2部综合性法律，1995年颁布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等5部具体法律法规，2000年公布《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从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其中，基本法从法律上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根本原则，标志着日本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20世纪末，日本建立循环经济技术系统，具体包括生命周期评价技术、废弃物减量化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废弃物资源化的产业链技术和废弃物回收、运输、交易系统等五个方面。该系统要求企业在开发高新技术，设计产品时就考虑到资源再利用问题。日本政府对采取环保措施的企业实施产业倾斜政策并制定出财政预算，增加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此外，政府还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除要求国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外，尽量购买绿色产品。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国外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法律体系
我国已经制定了4部环境法规、8部资源环境法规、20多项环境资源管理行政法规和260多项环境标准，初步形成了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框架体系。这些法律法规使我国总体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有所缓解，但仅靠传统的环保法规所提供的手段与方法显然不能满足现实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具有强烈贴近市场经济的需求以及接受市场经济规律支配的内在驱动力，而其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息息相关。因此，制定循环经济法有利于充分发挥循环经济的特点，进一步实现当前环保机制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2.建立政策激励机制
国家应逐步提高各项排污费用，使排污单位达到盈利水平，从而吸引全社会加快实行清洁生产，提高社会产品的循环率。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和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保证产品竞争力，为社会树立模范企业。对新兴工业园的建设在征地、审批和投资环境方面予以倾斜，设置专门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国范围的循环经济建设和实行。
3.加强技术开发创新
循环经济中的许多环节是以相应的技术为基础的，无论是资源综合利用还是再生资源的利用，没有技术支撑难以实现资源节约和循环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清洁生产技术，包括在生产过程中节能减排技术，以及产品在进入消费过程中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技术；二是污染治理技术，就是对化工企业排放出来的有害物质如废气、废水、废渣等进行净化处理技术；三是废物资源化技术，就是对化工企业的废弃物通过回收、加工转换等方式将废弃物变为有用的资源进行再利用。
4.扩大宣传示范推广
国家应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园区积极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注重发现和培养各种先进典型，大力进行宣传引导和示范推广，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倡导社会循环式消费，提高全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知度，树立绿色消费观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意识，逐步使节能、节水、节材等与循环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活动变为全民的自觉行动，提高全社会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认识。来源：互联网资源循环
瑞典：用一代人的时间普及垃圾分类
导读 瑞典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对于那些偷懒不愿意去分类的人，瑞典政府重新设计垃圾容器来提高乱扔垃圾的难度，例如，把扔瓶罐的容器口设计成小孔状的，把扔硬纸盒和纸板箱的容器口设计成信封状的。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乱扔垃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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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对于那些偷懒不愿意去分类的人，瑞典政府重新设计垃圾容器来提高乱扔垃圾的难度，例如，把扔瓶罐的容器口设计成小孔状的，把扔硬纸盒和纸板箱的容器口设计成信封状的。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乱扔垃圾的现象。如今，每个瑞典人都在实现着他们的环保梦想，即通过大规模的回收创造一个高效有益的自然体系，一个“人人都回收”的社会。
垃圾分类已成为一种传统
在瑞典，人们自觉地保护环境，科学合理地处理各种生活垃圾。政府对国民垃圾分类意识的培养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他们先是把这个概念引入学校，教育孩子们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再由孩子们回家后告诉大人，这样，瑞典政府仅在培养国民垃圾分类意识上就足足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因此，瑞典人自豪地称：“在瑞典，垃圾分类是一种传统。”
那么瑞典人是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呢?在瑞典，大多数家庭有很多垃圾桶用于存放不同种类的垃圾：电池、生物可分解物、木质材料要分类；有色玻璃和其他玻璃要分类；铝和其他金属要分类；新闻纸和硬纸盒也要分类，这两种纸以外的纸则属另外一类。此外，瑞典人对这些垃圾进行如此细致的分类之前还要进行清洗，因为有奶渍的牛奶盒不能回收，带有标签的金属罐也不能回收。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有益于环境保护的。
瑞典有专门的垃圾收集服务者，但他们只收集特定的垃圾，一般是生物可分解的剩菜残羹。对于没有被收集的垃圾，瑞典政府在大多数的社区设立垃圾收集中心，在其中放置许多标有颜色标识的垃圾容器，以方便人们将已经分好类的垃圾投入专用的垃圾容器。因此，如果没有提前分类，扔垃圾时就会犯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人们进行垃圾分类。
但是，总有一些偷懒的人，不愿意去分类，瑞典政府对此作出了回应：重新设计垃圾容器来提高乱扔垃圾的难度，例如，把扔瓶罐的容器口设计成小孔状的，把扔硬纸盒和纸板箱的容器口设计成信封状的。这样一来，大大减少了乱扔垃圾的现象。
但这似乎还不够，因为一些不愿分类的人来到垃圾收集中心，干脆直接把垃圾放在垃圾容器旁边一走了之。当然，政府对此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支付薪金设立监督员在垃圾收集中心进行监视，以查明未按规定进行分类的投放者，对他们绳之以法。不过这种略带偏激的做法因为遭到人们的反对，最终并未成功实施。
瑞典这种强制的回收体制是按以下流程设立的：首先，消费者对垃圾进行清洗、分类并将其运送到收集中心，然后由政府委任的垃圾收集服务者将其运送到区域中心，在那里垃圾将被回收利用，未回收利用的垃圾则被运到集中的回收工厂进行再生利用或焚烧，最后剩下的垃圾将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首创生产者责任制度
早在1994年瑞典政府就提出了“生产者责任制”，即法律规定生产者应在其产品上详细说明产品被消费后的回收方式，消费者则有义务按照此说明对废弃产品进行分类，并送到指定的回收处。十多年来，生产者负责回收物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产品包装、轮胎和废纸，到汽车和电器产品，再到办公用纸、农业塑料和废旧电池等。
对于那些没有能力组建回收再利用体系的企业，瑞典成立了专门机构，如REPA(生产者责任制登记公司)，使他们可以加入这些机构并交纳会费，让机构代为履行生产者责任制的义务。这些专门机构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宗旨是为瑞典企业界和环保事业服务。这样一来，瑞典的生产者责任制度迅速普及，这一制度以其经济激励的手段使得企业从根本上实现了垃圾减量化。
超市里的回收文化
此外，瑞典的超市在垃圾回收系统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瑞典，你会看到有些人专门拾捡饮料瓶，然后在超市兑换零钱；你还会看到逛超市的人们会习惯性地带着空饮料瓶和易拉罐，因为这些包装物退还时可以返还押金。在你购买饮料时，除了饮料价格外，你还必须按照包装上标签标识的押金额支付押金。饮用完后，你只需将饮料瓶投入超市门口的专用回收机器，按下按钮，就会有收条打出，最后凭此收条可在超市购物或兑换现金。这就是著名的“押金回收制度”。
如今，这一制度已被扩大使用，例如，一些强制回收的产品在生产之前就需要向环保部门预缴押金，只有在产品检验达到回收比例之后，押金才能返还。可见，押金回收制度在垃圾回收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了。
正是如此先进的制度，才使得瑞典成为全球垃圾回收的典范。言及此，笔者认为，瑞典的垃圾回收体制为我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瑞典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强有力的主导作用。我国作为一个垃圾产生大国，更应注重垃圾回收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培养国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建立和发展生产者责任制度、押金回收制度，以为我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来源： 环卫科技网
图解 | 一分钟了解国内外的“垃圾”都去哪儿了？
生活中，我们无法回避垃圾的出现，它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而垃圾越来越多以至围城，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垃圾？“一埋了之”注定难以为继。垃圾处理水平已成为体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都曾面临过“垃圾围城”的难题，下面带您简单了解世界各地垃圾处置模式及现状。
（资料来源：浦东环保 固废观察 ）
中国垃圾焚烧困局：这边抗议不断，那边跑马圈地｜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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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财经 冯军
“我们不能缺席审判。”4月底，全国70多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负责人齐聚南京，讨论如何应对此起彼伏的“邻避运动”。作为会议召集人，郭云高甚至给老板们安排了一节“公关技巧课”，讲述中石化、归真堂等如何化解舆论危机。
“邻避运动”是垃圾焚烧领域中一个不可能回避的词汇。“邻避”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自2006年公众反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以来，“邻避运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1年，2009年的北京阿苏卫和广州番禺案例更是将“邻避运动”推至高潮。进入2016年，浙江海盐、海南万宁、江西赣州等地的项目又相继引发抗议事件。
“邻避运动”并未起到效果。在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中，诸多企业纷纷进军垃圾焚烧发电业“跑马圈地”。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垃圾焚烧的处理服务费也在不断降低，价格战已经打响。
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各地正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以北京为例，当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达到1.84万吨之多，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生活垃圾，卡车连成一串，能够整整排满三环路一圈。
一边是抗议不断，一边是跑马圈地。在“垃圾围城”的窘境下，垃圾焚烧如何走出“抗议——中止——重启——再次抗议”的怪圈？
1那些中止又重启的项目
“迫在眉睫，刻不容缓。”4月12日，浙江嘉兴市海盐县政府发布建造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示时指出，海盐县日均生活垃圾量超过450吨，现有的垃圾填埋厂已基本饱和，垃圾处理基本靠外运为主。
和很多项目一样，随之而来的是“邻避运动”。一些群众上街聚集，抗议垃圾焚烧项目的规划选址问题。4月21日晚，海盐县政府宣布项目已停止。
海盐项目不是个例。
《棱镜》注意到，今年以来上海青浦、海南万宁、江西赣州等地的垃圾焚烧项目也引发了“邻避运动”。
10多年来，诸多垃圾焚烧项目都因遭遇“邻避运动”而停建。作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建设项目，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06年首次遭遇“邻避运动”。
10多年来，诸多垃圾焚烧项目都因遭遇“邻避运动”而停建。
六里屯项目计划投资超过8亿元，预计在2007年3月动工。2006年底，周围居民开始抗议，并揭露出项目的环评、规划等问题。2007年6月7日，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建议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
2009年7月，正值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前夕，小汤山镇的居民以各种形式反对建设北京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这成为六里屯项目后，“垃圾焚烧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接着，“邻避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各地抗议事件此起彼伏。广州番禹、广州李坑、杭州余杭、无锡锡东……
一切似乎都在悄悄变化——当时遭遇反对的项目都暂缓停建。其实从未改变。五六年后回头看，多个曾经因抗议被停建的项目又“卷土重来”了，要么原址重建、要么异地新建。
2015年，北京市环保局批准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周围居民发现，这其实就是他们6年前成功“阻击”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而且规模还从原先1200吨/日扩建为3000吨/日，于是又掀起了新的一轮“邻避运动”。
2015年，阿苏卫项目重启
而早在2011年，北京市宣布六里屯项目将移址到苏家坨地区。但伴随着这个新址而来的，也是新一轮的争议与质疑。
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研究员陈立雯一直跟踪着六里屯项目的进展。在她看来，苏家坨新址仍然是北京的上风地带，靠近京密引水渠和永定河，处于生态涵养区，政府在选址时并未考虑到环境要素。
2009年，广州番禹垃圾焚烧发电厂也曾因抗议被宣布停止。而2年后，该项目易址重启，更名为广州市第四资源热力电厂，迁址到广州南沙区大岗镇。
2014年5月，周围民众抗议杭州余杭垃圾发电项目。余杭区政府表态：在没有履行完法定程序和征得大家理解支持的情况下一定不开工。而据运营方据光大国际的官网介绍，该项目已经于2015开工建设，预计2017年投入运营。
“抗议后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作为环保人士，陈立雯多次和光大国际打交道，但她认为自己并未得到真正的回应。而最近她又忙着去秦皇岛，因为当地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也有重启的迹象”。
《棱镜》了解到，北京梁家务、南京天井洼、广州萝岗等地项目也都经历过“抗议——中止——重启——再抗议”的怪圈。
2“垃圾围城”下的艰难选择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入“抗议——中止——重启——再抗议”的怪圈的背后，是中国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的窘境。
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官网的一篇文章提到，当前北京常住人口已突破2200万，每天产生生活垃圾达到1.84万吨之多，如果用装载量为2.5吨的卡车来运输这些生活垃圾，卡车连成一串，能够整整排满三环路一圈。
2009年以前，北京市90%以上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方式进行处理，每年要消耗掉500亩土地，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量增长速度，几年之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广州、深圳同样面临垃圾围城的困境。广东省科协的一项调研显示，广州、深圳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超过1.3kg/天，年产生总量分别超过600万吨和500万吨。而2002年投产的广州兴丰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预计2017年将填满。
“依据废弃物处理的‘三化’原则，即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垃圾焚烧比填埋、堆肥等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郭云高曾去参观福建沿海的一个垃圾填埋场，台风过后，填埋场里的垃圾全部被大水冲出来，一片狼藉。
而垃圾焚烧厂占地面积小，选址方便；垃圾经焚烧后成为飞灰和残渣，体积缩小80%~90%，易于进一步处理；而且燃烧产生的热能还可以转化为蒸汽用来发电或供热。在垃圾量猛增，填埋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焚烧越来越受到各地政府的青睐，并被大力推广。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十二五”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规划》指出，到2015年，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达到87万吨/日以上,全国城镇焚烧处理设施能力达到无害化处理总能力的35%以上。
十二五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量增71%，垃圾处理率达到80%以上
2012年广州市提出“建设7座焚烧厂，总处理量在1.4万吨/日”的规划。地少的深圳则提出，2020年将垃圾焚烧处理率提升到100%。然而，这遭到环保人士的质疑，会不会成为“焚烧大跃进”。
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13-2015)》，到2015年底，全市将建设1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然而《棱镜》了解到，除了鲁家山、高家屯项目进展稍显顺利外，其他项目或多或少遭遇过“邻避运动”而影响建设进度。
3环保企业的“跑马圈地”
地方政府“焚烧大跃进”伴随而来的是环保企业的“跑马圈地”。
近十年来，在一片抗议声中，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各环保企业也浑身解数的“跑马圈地”。
郭云高向《棱镜》表示，虽然垃圾焚烧发电“收益率低，但持续稳定”，但在中央大力提倡“美丽中国”的政策引导下，各路资本这两年对环保产业青睐有加。
5月14日，环保巨头启迪桑德（000826.SZ）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约95亿元，其中6.2亿元投入鸡西、辛集、兰陵等三个垃圾发电项目。其财报显示，2015年共有河北巨鹿、四川开县、山东临朐等20余项生活垃圾焚烧发电BOT项目全面开工。
另一家环保巨头光大国际，截止2015年底共有46个垃圾发电项目，总设计规模为年处理约1378万吨，年上网电量约为41.5亿千瓦时。其中，2015年新取得12个垃圾发电项目，总投资约为38.53亿元。
而为了“跑马圈地”，行业里掀起了价格战，垃圾发电项目中标价越来越低。
2015年5月，山东新泰垃圾焚烧项目的中标价格为48元/吨，8月安徽蚌埠项目中标价格为26.8元/吨，随后又爆出江苏高邮垃圾焚烧项目26.5元/吨中标。而业内普遍认为，处理1吨垃圾的费用一般应在65元-80元左右，早些年更是160元/吨。
中标高邮项目的是泰达股份（000652.SZ）旗下的泰达环保。泰达环保总经理马剑对《棱镜》表示，虽然高邮项目中标价较低，但他们是出于公司战略考虑，可以与周围项目产生“共生性”。
大连泰达垃圾焚烧厂
“在大城市和省会城市要拿项目没有那么容易了，要关系够深够硬，竞争激烈。”泰达股份战略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向《棱镜》解释，泰达环保“立足京津冀，辐射全中国”，目前大城市的垃圾焚烧项目基本已经被“争夺完毕”，公司关注的重点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地级市和县级城市。
据郭云高透露，目前全国已建成220多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在立项的有70多座，未来10年将有六七百座的市场空间。
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收益大致有两类：地方政府支付的垃圾处理费和焚烧垃圾电价收入。其中垃圾处理费各地不一样，以中标价为准；而垃圾焚烧电价则执行全国统一的每千瓦时0.65元（含税），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为280千瓦时。
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昆柏指出，不同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效率大不相同，导致利润差异巨大，以处理规模为1000吨/天的项目为例，有的一年利润高达5000万元，而有的还亏本。
“技术含量低，效率差，大多靠财政补贴度日。”山西国际能源的一位高管对《棱镜》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厂要真正市场化就必须提高发电效率。郭云高也认为，未来垃圾焚烧发电的财政补贴还会越来越低，低价中标某种程度上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动不动就上3000吨、5000吨的项目，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垃圾焚烧发电上走的如此快。”陈立雯指出，在选址、环评、公众参与等环节都不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作为环保人士，她并不支持垃圾焚烧发电大肆发展。
4垃圾焚烧发电厂：我们不能缺席审判
“每年都发生数起‘邻避运动’，特别是东部地区。”据陈立雯观察，多数垃圾焚烧项目存在的问题在于，选址之前并未吸收公众参与，民众与政府、企业之间缺乏沟通机制。
持相同看法的还有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他指出，引发“邻避运动”的关键原因有：一是部分原有垃圾处理设施标准较低、运营不善、排放超标；二是部分项目选址过程不够公开、环境评价不够规范；三是在不少项目建设过程中，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平等有效的沟通机制和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
今年4月，全国70多位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负责人齐聚南京，讨论如何应对此起彼伏的“邻避运动”，并喊出：“我们不能缺席审判”。
作为行业协会的掌门人，郭云高呼吁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自信、坦诚地面对媒体和公众”，向外界展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真实情况：
“垃圾焚烧确实会产生一些二噁英，但我们有办法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垃圾焚烧确实会产生飞灰，飞灰也确实属于危险废弃物，但我们会用固化处理后按规定进行填埋；焚烧也会有烟气排放，但是烟气净化处理技术已经很成熟，尘、硫化物、氮化物等关键指标都可以达到并且高于新的排放标准。”
光大国际成为了先行者，其于5月11日宣布，每日17时将在官网披露所有22个在运营垃圾发电项目前一日的各项在线监测指标。披露内容涵盖：烟气在线监测指标的日均值、渗滤液出水指标检测值、炉渣热灼减率检测值，以及环评批覆文件、二恶英检测结果、飞灰稳定化结果与最终处置途径、炉渣和飞灰第三方检测机构。
光大国际常州垃圾焚烧项目
“光大的项目要比核定排放值低75%-80%以上，优于欧盟2000的标准。”光大国际副总经理史焕明表示。
201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开始实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该标准与国际最严格的欧盟2000接近。
一位业内人士对《棱镜》透露，光大国际的上述举动“太超前”，很多企业并不乐意。然而在郭云高和泰达环保总经理马剑看来，目前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太分散，有超过100家公司，未来肯定要“行业对标”，大公司将引领行业发展。
郭云高承认，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没有从根本上打消公众的疑虑，就是因为整个行业普遍缺乏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勇气，以及时有可以坐实的负面报道，经不起检验。
比如，环保组织芜湖生态中心在2015年年底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12月浙江省22座垃圾焚烧厂污染物频超新标准，3座无在线监测数据，其中一家的烟尘超新标324次，二氧化硫超新标396次，氮氧化物超新标74次。
芜湖生态中心呼吁，强制全国所有已运行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必须通过各省市或企业自行监测平台进行信息公开，便于公众监督。
郭云高将自己这两年的工作比喻为“拆墙行动”：拆除企业与公众之间的高墙。邀请媒体走进垃圾焚烧电厂，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组团欧洲考察，最近他又在考虑做一个APP，在线显示每一个垃圾焚烧项目的运行数据……
除了号召企业规范运营、达标排放、公开开放外，郭云高及张益都指出，消解“邻避运动”关键在于地方政政府应该科学规划、认真环评，全程公开透明、引进公众参与，并且给周围地老百姓适当补偿。
“政府、企业、公众都在不同的频道上，自说自话。”环保人士陈立雯也认为，应该建立三方的博弈渠道，让公众参与到垃圾焚烧项目的选址、环评、建设、运营、监督等各个环节。
“垃圾焚烧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郭云高最后强调。
来源：凌镜 腾讯财经
自2006年公众反对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以来，反对垃圾焚烧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1年，但并未起到效果。在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中，诸多企业纷纷进军垃圾焚烧发电业“跑马圈地”。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垃圾焚烧的处理服务费也在不断降低，价格战已经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