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中泰事件，一场典型的邻避冲突，再次演化成一场暴力冲突。如果以2007年“北京六里屯事件”为市民反焚烧的滥觞，杭州中泰事件证明，邻避仍将继续困扰中国环境产业和地方社会。
“邻避”到底是什么？“邻避”能不能避免？近几日的公众舆论，时常把“反焚烧”与“反PX”相提并论。但是，我个人主张对“邻避”概念做窄化处理，既仅指特定区域内民众对公共环境服务设施的嫌恶，最典型的就是对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和殡葬设施的排斥。这类设施，不在你家后院，就一定会在我家后院，否则，谁也甭想好好过日子。这是为了公众的福祉，特定社区不得不承受的环境风险，而PX生产线是财团的赢利工具，其环境伦理更为复杂。虽然针对两者的抗议都频频导致“群体性事件”，却不应视为同一类利益矛盾，其解决之道更是南辕北辙。
“邻避”有可能避免吗？我要说，就我所知，恐怕不可能。以台湾的经验来看，目前服役的24套垃圾焚烧设施，是在10余年间陆续兴建的，它们无一不遭遇过邻避难题。得益于成功的垃圾分类和减量运动，台湾已无需更多焚烧炉，但是邻避冲突依然绵绵不绝，最近的一起就发生在我身边，导火索是一座殡葬设施。
在5月10日的中泰事件“专家媒体沟通会”上，颇有几位专家表示，自己不介意，甚至愿意“以身作则”，住得离垃圾焚烧厂近些。而我，还是想说，Not in my backyard（不要在我的后院，NIMBY，邻避一词的来源）。我不知该引述什么资料来证明，民众对邻避设施是不喜欢的。这是人之常情。“邻避”作为一种情绪，一种心理，是不可避免的。否认邻避的不可避免，无异于讳疾忌医。不承认邻避的不可避免，就无法开启任何讨论。
但是，“邻避”不可避免，暴力冲突却可以避免
请尊重程序正义
邻避冲突的高昂维稳代价，让地方政府颇感棘手，投机心理作祟，“突然袭击”，“既成事实”，似乎都成了能摆上桌面的选项。然而，学者对台湾20多年来上百个环境冲突事件的分析表明，这种手段只会激起更激烈的抗争，分歧也愈发难以弥合，因为绝望的乡民最容易变成暴民。
社会心理学家把“正义”分为“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并且认为，“程序不正义”较“实质不正义”更容易被感受到。敷衍潦草的听证会，能见度极低的“公示”，走过场的环评等等，当一个人被这些激怒时，你还跟他讲炉温控制飞灰收集，二恶英氯化氢，他怎能有耐心听下去。要是像番禺事件那样，再爆出什么利益输送的丑闻，那，更没人要相信专家的科学了。
倘若有人宁可相信群众是可以被利用被煽动的，社会心理学家早已警告说，程序不正义才是最好的煽动题材，暗箱操作，贪腐，强奸民意，也更容易博得旁观者的同情，并且加入抗议行动。
请从街头回到会议室
街头抗争为什么会发生？一说，那就是“弱者的武器”。无论抗议者打出什么旗号，其目的无非有二：首先是试图阻止；当意识到此事恐怕难以阻止时，就要以街头抗争增加谈判筹码。
在邻避博弈中，当局以全体公民的环境利益为依托，公权力享有绝对优势，而居民则缺乏谈判的筹码，上街，堵路，都是无奈之举。只是，搜遍近几天的相关报道，都看不到中泰居民的具体诉求，反反复复就是那句“部分群众不理解”。纵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他们的声音依然无人打捞。
环境运动在台湾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的推动角色，但是2000以后，诉诸街头的环境抗争明显减少。一个直接原因是，政党轮替后，新的执政当局主动延揽环境运动的意见领袖进入行政体系，接纳环保团体推荐的学者出任环评委员，直接利益相关的社区获准派出代表进入环评会议，并拥有同等投票权。有了环评这个新“战场”，街头就宁静下来了。不过，台湾地区的许多环评从此变成“持久战”，“拉锯战”。一个评了5年才“闯关”成功的垃圾焚烧厂，累积的环评文件竟然有两人多高。或许，有人会嫌弃这种冗长和拖沓，但是，行政权利对社区居民环境权的尊重，对环境正义的认真探索，是消弭暴力的第一步。
请作好邻居
一座焚烧厂，建成之后必然成为社区的一部分。它会是个好邻居吗？还是一个恶邻？我相信，环保圈的同仁们，对这个答案都心知肚明。当下，没有一个垃圾焚烧厂是好邻居，因为，我们的规划根本就没给它们注入“好邻居”的DNA。终其一生，它们只能是一个吃垃圾的大怪兽。
它们不能有一个更Q的外观吗？它们不能是一个社区休憩的空间吗？它们不能是一个给社区带来生活品质提升的机会吗？除了那些冷冰冰的技术指标财务指标，主政者，可曾从社区居民，从那些与焚烧厂朝夕相处，甚至要相伴终生的普通百姓的角度，思考过一个焚烧厂吗？且不说环境风险，好好的日子，突然闯进了一头怪兽，就也足以让没见过世面的中泰村民大喊NIMBY了吧。
陈勇院士在5月10日的沟通会上曾说：“他们告诉我，目标是建一座 ‘花园式的垃圾焚烧厂’，那我就放心了”。我想说，陈院士，您这么容易就放心了吗？让一座焚烧厂貌似花园，就足以给社区一个交代了吗？就是以人为本吗？
今年年底，香港屯门污泥焚烧厂将投入全面运营。面对这个同样备受“邻避”困扰的焚烧项目，港府终于突破了“只见垃圾不见人”的刻板思维，选择让一座焚化炉以海鸥展翅的姿态“融入”当地环境，以万余平米开放式生态公园“回馈”社区居民。它的“好邻居”基因能否顺利发育，且拭目以待。
破财消灾？未必
张益先生对垃圾邻避冲突的三项总结中，有一条是“缺乏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而在台湾，“用钱”已经是处理邻避冲突的常规手段。
目前，台湾地区的24座垃圾焚烧厂每年要拿出大约10亿新台币（2亿人民币）“回馈”社区。“回馈金”的计提办法比较复杂，各县市的执行标准有所差异，目前，但大致是每烧一吨垃圾计200新台币。这笔经费来自两级政府，以及焚烧厂的售电所得。由于是法定补偿，地方政府以财政预算提供最终的给付保证。
但是，破财就能消灾吗？以台湾的经验来看，环境补偿对缓和邻避冲突到底能起多大作用，是一个难以作答的问题。
1980年代末期，台湾“中油公司”筹建一座化工厂，与当地民众僵持数年，最后，在高阶官员的斡旋下，以金钱补偿促成双方的妥协。这就是“回馈金”的由来，从此，回馈金成为各类开发案种必不可少的内容。1998年，“行政院”正式确认，环境服务设施也需向所在地社区支付回馈金。但是，“边际效益”递减，进入新世纪以后，回馈金越来越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逐渐沦为一种惯例。
2003年，在台湾中部某邻避设施的筹建过程中，地方政府为表示诚意，在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较高的回馈金计提方案，但它很快就淹没在抗议的声浪之中，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回馈金的高低本身又令双方争执不下。垃圾焚烧回馈金的行情一路看涨，从最初每吨100新台币，增长到目前的平均200新台币，但其实际效果不断弱化。
截止到2010年，垃圾焚烧回馈金累积支出约400亿，这么大一笔钱，该怎么用，又成了争议不断的议题。
早先，曾有一段“按人头分钱”的“好日子”，甚至有个别地区提出过一次性现金补偿——“一了百了”的方案。这种方式，被环保团体斥责为“贿赂”、“封口费”。在社区内部，反对的人指责领钱的人“出卖子孙的环境权”，以拒领回馈金的方式要求焚烧炉停建或搬迁。
经过数年的检讨， 建立“敦亲睦邻”基金，与社区总体营造相结合，已经成为主流模式。通常来说，邻避设施的选址大多在偏僻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匮乏，这笔回馈金正好用来修路、绿化、建体育场和游泳池，甚至用来补贴当地的学校和幼儿园。近几年，大部分社区的硬件都已经相当完善，“敦亲睦邻”基金又开始介入地区的文化活动，比如，修纂地方志，修缮古迹，搞歌舞晚会，甚至修庙，请戏班，五花八门。
一些观察者开始担心，原本用于环境补偿的经费，被用于毫不相干的方面，变成一笔“只要大家高兴”随便怎么用都可以的“外财”。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垃圾排放总量的降低，许多焚烧厂无法满负荷运营，计提的金额大幅减少，有的甚至腰斩，但社区却被“惯坏”了。一些地方头面人物，又把回馈金当作讨好居民，拉选票的工具，更不情愿看到肥猪变瘦羊，引出各种故事。
回馈金的另一个负面效应，是强化了环境的阶层和区域差异。由于“回馈金”的不可避免，当局和业者，在为邻避设施选址时，一定会以「最小外部成本」，也就是支付最少的「回馈金」为重要的考量因素。弱势人群集聚的地区，因其赔偿期望较低，往往成为“优先”考虑的地区。而邻避设施一旦出现，当地支付能力较高的居民往往选择「以脚投票」，迁住它处，当地的地产下降，又吸引了较低收入人群入住，该地区可能又沦为符合「最小赔偿」原则的“优先”选址。如此以来，环境赔偿究竟是矫正了环境不正义，还是强化了环境不正义，就变成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