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这个横跨上千公里，被誉为“天河”的宏伟工程，历时11年终告完成。“天河”贯通，未来每年将向北方输送95亿立方米，其中分配河南37 .69亿立方米、河北34 .73亿立方米、北京12 .35亿立方米、天津10 .15亿立方米。二期工程计划调水量增加到每年130亿立方米。直接受惠人数达到6000万人，间接受惠人数过亿。北方每年增加的产值，至少达500亿，河南的粮食将大增产，严重缺水的北京将解决最大的资源问题。
吃水不忘水源人，伴随“天河”的通水，为了实现南水北调的南方数省，尤其是湖北做出了巨大牺牲，未来如何实现对于这些地方的补偿值得深思。
巨额直接成本与机会成本
为保天河清水到北方，中线水源地的湖北、河南、陕西等地付出了巨大努力。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长张维国曾提出水源地“两大成本”的说法，一是所谓直接成本，包括水污染防治投入、水土保持投入、生态移民搬迁费用以及其他损失费用等；二是机会成本，包括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发展收益及发展机会。机会成本虽难估量，但直接成本还是可以计算的。
在直接成本方面，最大牺牲是湖北十堰、襄樊和河南南方淅川。十堰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为保护水源，其出台了《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实施办法》。为此，该市关停了1000多人的郧县造纸厂。十年间，共关停了329家企业，迁建125家。同时，十堰拒批了160个可能有污染的项目。此外，受丹江口水库水位抬升的影响，十堰共计淹没55.2万亩土地，占库区总淹没面积的57.7%。关闭106家黄姜加工企业，姜农72万人减收、绝收。同时，大批渔民歇业，水电发电产业锐减。每年支出的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费用达到15亿元。据十堰方面估算，其生态损失总计达145亿元，超过上年度全部财政收入。临近的襄樊，生态环境综合损失估算也达到了116亿元。
在河南，丹江口水库库区河南境内的3市6县水源地累计关停并转污染企业801家，每年财政减收增支7亿多元。同时，河南先后否定了16个大型建设项目选址方案，终止了23个中型建设项目进驻水源保护区。在总干渠两侧划定了3054.43平方公里的水源保护区。
中线工程实施后，汉江中下游径流量将减少约16%，算上引江济渭和南水北调二期调水的增加，水环境容量将减少26%到30%。未来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断流或者河道萎缩，通航能力降低、河流生态功能衰减等问题。当下湖北正谋划引江补汉等四大水利工程，以部分弥补汉江水量下降的影响。未来这些工程，也将耗资近100亿。
水源地的另外一个重大牺牲是移民问题，包括当地移民和地方政府。为实现南水北调的目标，丹江口水库大坝从之前的160米加高到176.6米，需搬迁人口34.5万人，涉及湖北18.3万人，河南16.2万人。
在移民安置上，国家的补贴被质疑过少，拆迁补贴远低于当地市场价。同时，落户的地方并非特别富裕，有的甚至也是贫困地区，能够安置进北京的更是凤毛麟角。为平息其中的落差，当地政府不得不进行额外补贴。如河南淅川县，每外迁一个移民，县政府还得再补贴6000元，另外再加2.5万土地治理费，总支出超过20亿，远超淅川县去年财政总收入。
除经济损失外，移民背井离乡，也是一种文化的割裂与乡情的牺牲。91岁的淅川盛湾镇姚营村的老人说，“不能渴了北京人”。同样，南水北调成功之后，另外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是：不能亏了南方人。
经济补偿需到位
不过，水源地的两大领域损失如何落实补偿却是一个难题。当下，国家对水源地的补偿，只是进行部分“项目补偿”，对汉江中下游的补偿主要为兴修水利枢纽等工程，湖北向南水北调办争取到的补偿仅为引江济汉等四大工程补偿，这远远不够。
在补偿形式上，还需要更多样化。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提出要实现“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湖北方面提议国家建立南水北调生态补偿基金。其次，生态补偿是最重要的补偿。在2014年两会上，湖北政协副主席陈天会的提案之一，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后对汉江中下游的影响及生态补偿机制》，呼吁将汉江中下游纳入国家级生态补偿范围，实施国家级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示范区等措施，保证汉江中下游生态环境。此外，还有部分人还提出智力补偿、政策补偿等方式，可作为补充。
当下，十堰、襄樊、淅川等地的补偿额度，都与当地的估算差距甚远。十堰和襄樊，损失估算都超过100亿。而中央的转移支付，2008年仅为13亿元，今年40亿，加上“十三五”的预定投入120亿，也不到地方预期的一半。比如移民费等很多款项都是地方亏本垫付；而一些损失则是当地居民自行承担，比如渔业、农业补偿远远不够。未来中央还需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在补偿主体上，除中央之外，受惠地区不能缺位，尤其是京津。应该强调奉行“谁受益，谁补偿”的模式。在中央转移支付之外，推行横向的跨区域补偿。综合各方面专家观点，对受益区补偿水源地的方式，目前大致有财政转移、税收分成、市场补偿以及对口支援等模式。
其实，财政转移支付说白了就是直接给钱。南水北调前，北京用水多来自河北，但北京和河北之间，财政转移支付并不成功，河北的补偿太少。河北都难以得到彻底补偿，以湖北两市生态损失估值近300个亿来看，南水的水源地恐怕更难如愿。
至于市场化补偿，就是将南水北调的生态成本和移民成本等计算到水价中，变相收取“资源使用费”，然后将受益用作生态补偿和移民费用，但如此一来水价太高，北方人不一定愿意全部承担这个成本，所以这种模式只能作为补充。而对口支援更多着眼长远，并非直接的经济补偿，税收分成难以操作，只能成为备选模式。
南水北调的补偿问题，存在和京津冀一体化的类似问题，就是横向协调困难。京津政治地位居高不下，地方难有对等的谈判地位。未来南水北调，恐怕要借鉴京津冀一体化的协调模式，需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面，组建相关协调机构。
扶持打造汉江中游城市
南水北调给水源地带来的损失，不仅在于生态方面，更在于产业方面带来的致命伤。环保限制如此严格，谁还会来投资？地淹厂关，库区以后靠什么发展？京津富裕了，他们给看护水缸，值得吗？这三个问题是水源地关心的核心问题。
汉江中游城市以汽车、电力、机械、电子、化工等为主导产业，下游地区以石油化工、盐化工、建材工业、棉纺织工业以及汽车零配件等为主导产业，南水北调后，将导致大批企业停工或者搬迁。产业的更替是延续未来发展的生命线。在短期内，汉江中游城市难以实现产业更替，需要借助外力。湖北省已经将汉江生态经济带纳入省级战略层面。2013年10月，丹江口、老河口、谷城正式签订红河谷战略，图谋建成一个面积200万平方公里，人口140万以上的大型城市群。
北京与水源地的合作，其实有很大的空间。先输血，再自我造血，未来将成为水源地发展的模式。
此前，北京的各个区县，已经对口与十堰市部分县市区进行了合作，北京的环保企业参与了河流治理，高校进行了智力输出等。而更大规模的对口合作，应该体现在产业扶持，通过转移部分北京的高新产业、生态产业、旅游产业，实现水源地城市的产业再造。北京在一些严格保护生态的区域城市进行产业转移已有先例。2013年，北京与贵阳进行合作，将中关村的部分产业迁移到了贵阳。
未来，北京也可与汉江中游城市合作，“红河谷”城市群亦可成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新型工业基地、新兴产业基地、生物医药基地、中部物流基地等。而红河谷本土的旅游产业和生态产业、农业等，亦可借助京津的资本做大，并以京津为市场。在内外合力之下，汉江中游城市将实现产业转型，附带实现产业部分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