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行业报告
——以姚洋“全球产能观”为分析框架
摘要：2026年9月19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六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姚洋对国际社会热议的所谓“中国挤压”（China Squeeze）和“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了系统回应。姚洋提出“三段论”分析框架：第一，承认国内需求尚未充分吸收供给能力，产能过剩和价格下行由此产生；第二，以全球发展眼光看，中国产能对全球而言远远不够，全球80%的人口仍处于困顿之中，发展才是全球最大的问题，中国是在为全世界提供产能、提供技术，而且是最先进的技术；第三，应将“球”踢回对方球场，美国再工业化近二十年并未成功，中国有能力帮助各国推进工业化，对方应打开大门让中国去投资。
本报告以姚洋的这一分析框架为主线，结合2026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数据，从宏观经济总体形势、产能利用与供需结构、新能源与绿色产业全球供给、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内需消费与服务业转型、房地产调整与风险化解、人口结构变迁、区域协调发展、政策体系与国际合作等维度，全面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深入分析发展趋势，并对姚洋观点的政策含义进行系统阐释。报告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短期面临通缩压力和结构性调整挑战，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以绿色产能和技术供给参与全球发展，既是对全球发展需求的回应，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第一章 宏观经济总体形势：稳中有进与结构分化
1.1 经济增长：开局良好，全年平稳可期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发布的报告判断，一季度经济有望实现“开门红”，GDP同比增速预计在5%以上，理想情况下可达5.3%。
从全年来看，多家机构给出了较为一致的预测。德意志银行将2026年中国全年实际GDP增长预测上调0.4个百分点至4.9%，名义GDP增长预测上调至6.5%，为2022年以来最高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7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将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0.1个百分点至3.0%。世界银行预计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为4.4%，亚行预测为4.6%。综合来看，2026年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在4.4%—4.9%区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领先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名义GDP增速与实际GDP增速之间的差距（GDP平减指数为负）反映了价格总水平下行的现实。有研究预计，2026年GDP平减指数增速为-0.7%，到2027年才有望转正，实现走出通缩。这一“量价分化”现象是本轮经济周期的显著特征，也是理解产能过剩争论的关键背景。
1.2 内外需结构：外需韧性凸显，内需贡献率显著提升
2026年1—2月，中国进出口总值达7.7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增长19.2%，进口增长17.1%，贸易顺差1.50万亿元。以美元计，贸易顺差达2136.2亿美元。出口高增长的原因包括春节错位效应、关税下调后的“抢跑”效应、外需韧性以及AI带动的半导体产业链出口高涨等。从贸易伙伴看，对“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出口同比增长28.5%，占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升至51.3%，贸易多元化进程持续推进。
与此同时，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一季度内需贡献率高达84.7%，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正展现出经济增长“基础力量”的强劲韧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截至2026年4月12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达5029.4亿元，惠及6977.7万人次。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0%，服务消费与新型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活跃因子。
1.3 物价与就业：通缩压力犹存，就业总体稳定
物价方面，通缩仍是2026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CPI因房地产拖累、工资疲软及一次性支撑因素消退而持续低迷，PPI降幅虽有收窄但仍在负区间运行。这反映出国内供需失衡的深层矛盾：供给能力持续扩张而需求恢复相对滞后，这正是姚洋所强调的“国内需求没有赶上供给能力”的宏观体现。
就业方面，202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平均值为4.1%，低于全国城镇整体水平1.1个百分点。但青年就业压力仍不容忽视，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劳动力市场的中长期压力。
第二章 产能利用与供需结构：争论的本质与数据真相
2.1 产能利用率：数据与解读
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争论，首先需要以数据为基础进行客观分析。2026年二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0%，比一季度下降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3.5%，采矿业为69.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为70.4%。
分行业看，产能利用率呈现显著分化。通用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80.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78.7%，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77.6%，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76.2%——这些行业产能利用较为充分。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1.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为59.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为69.4%——这些行业确实面临较大的产能过剩压力。
这种结构性分化表明，“产能过剩”并非一个可以笼统套用于所有行业的标签。正如商务部在《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中所指出的，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客观认识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产能过剩”现象，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2.2 姚洋“三段论”的核心逻辑
姚洋在论坛上提出的“三段论”，为理解产能问题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
**第一层：承认国内供需失衡。** 姚洋指出，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备受重视，PPI出现下降，因此不能到国际上反过来说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承认，至少国内的需求没有赶上我们供给的能力。如果非要说没有这个问题，就可能又落入‘圈套’。”这一判断与前述物价数据高度吻合——GDP平减指数为负、CPI持续低迷，正是供需失衡的价格信号。
**第二层：以全球发展眼光重新定义产能问题。** 姚洋强调，全球始终面临脱贫与增长的巨大挑战，全世界80%的人还生活得很困顿，还需要增长。“过去十多年，全球舆论全被美国、欧洲主导，在这方面我们不知不觉上了套。事实上，全球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所谓地缘政治风险问题……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全球发展问题。”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的产能对于全球来说远远不够，特别是在面临气候变化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出口的主力产品已经和全球反变暖息息相关，中国是在为全世界提供产能、提供技术，而且是最先进的技术。
**第三层：将“球”踢回对方球场。** 姚洋指出，美国的再工业化搞了近二十年，但制造业占GDP的比例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意味着在“去工业化”。那么，一些国家开始再工业化，中国可以帮忙，让对方打开大门，让中国去投资。他进一步指出，一些国家拿所谓国家安全把中国投资挡在外面，甚至无缘无故“国有化”，“我们在这方面是有道德制高点的，为什么不用呢？”
2.3 全球失衡的“镜面对称”格局
姚洋的分析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宏观事实：从全球贸易格局看，中国2025年货物贸易盈余为1.2万亿美元，美国货物贸易赤字为1.4万亿美元，这两个国家基本上相等。其他国家大都“in between”（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国有赤字，对美国有盈余，然后相互抵消。例如，印度对美出口越来越多，但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越来越大，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越南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对美贸易最大的盈余国，但其盈余都被和中国的赤字抵消掉了。
在这种“镜面对称”格局下，美国作为需求方为全世界创造需求，中国作为供给方创造供给，全球失衡的矛头被指向中国。姚洋认为，这是2008年之前就已经形成的结构性格局，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理解这一格局，有助于超越简单的“产能过剩”叙事，从全球宏观经济平衡的角度审视问题。
第三章 新能源与绿色产业：中国产能的全球价值
3.1 绿色产品出口的强劲表现
姚洋观点中最具说服力的事实依据，是中国绿色产品出口的强劲增长。2026年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表现尤为突出，同比分别增长77.5%、50.4%和45.2%。出口机电产品4.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3%，占出口总值的63.4%，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7%、45.1%和31.5%。分析指出，“全球市场需求拉动”与“国内产业政策推动”双轮驱动下，中国外贸向新、向绿、向智趋势明显。
3.2 全球能源焦虑驱动中国绿电出海
海外市场对中国绿色产品的需求，已经从“绿色转型需要”转变为“生存安全需要”。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油价飙升甚至能源供应中断的影响，锂电池产销商的海外销售工程师表示：“对客户来说，现在电池不是‘我需要’，而是‘我必须需要’。”家庭储能订单从2026年三四月起几乎实现50%—60%的增长，尤其是欧洲和中东增长明显。
具体而言，中东地区受地缘冲突影响，亟需构建应急电源体系及灾后电力重建；非洲、东南亚和欧洲部分地区迫切需要分布式能源解决“最后五公里”电力供给；能源价格高企的欧洲及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展现出强烈的电力替代需求以节约成本。中国绿电企业依托完备高效的产业链竞争力，以一体化设计降低安装门槛、模块化方案适配多元场景等策略，正在解决海外终端市场的绿色转型痛点。
3.3 光伏装机超越煤电：能源转型的里程碑
2026年，中国能源转型迎来里程碑。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这标志着中国能源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在投资层面，绿色投资占固定投资比重达到11.2%，持续高于整体固定投资增速。“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相继发布，围绕碳达峰、能源领域节能降碳作出系统部署。据测算，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中国新增气候领域投资需求约为139万亿元，年均投资规模约为3.5万亿元。
3.4 从“新三样”到全球绿色供应链
中国绿色产业的全球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出口数据上，更体现在全球供应链的重构中。中国正日益成为“工厂的工厂”，逐步增加手机零部件、处理器、内存芯片和锂离子电池等工业零部件的出口，这些零部件在东南亚等地进行最终组装。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增长24.5%，标志着双方合作已从单纯的货物买卖，转向上下游产供链的深度互嵌与融合。
中国企业在电动车、光伏、机械设备等优势产业中，正在把资本、工艺、管理体系和部分技术能力向东南亚等地输出。中国既是技术追赶者，也是技术输出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正如姚洋所言，中国为全世界提供最先进的技术，这是中国产能对全球发展的核心价值所在。
第四章 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从制造中心到创新中心
4.1 研发投入持续攀升
中国正从全球制造中心大步迈向全球创新中心。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8%，首次超过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比重达到7.08%，首次突破7%，创历史新高。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跃升至第10位，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彰显了自主创新之路的坚实步伐。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与“十四五”规划目标保持一致，确保研发投入力度不减。这一持续性投入彰显了国家推动科技创新的坚定决心，新质生产力已从概念走向经济发展的前台。
4.2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中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嫦娥六号带回月背样品，揭示月球演化新奥秘；“人造太阳”实现亿度高温、长脉冲运行，可控核聚变研究迈入国际第一梯队；国产大模型实现突破，以低成本路径跻身全球前列；C919大飞机商业运营、“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全功能二维半导体/硅基混合架构异质集成闪存芯片，为原子级芯片集成提供了新范式。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中国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突破。从钍基熔盐实验堆实现燃料转换到基因编辑异种器官移植取得临床进展，从量子信息领域持续突破到脑机接口技术造福病患，越来越多的基础研究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4.3 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人工智能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数量超过6200家。预计到“十五五”末，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中国智算总规模达159万PFlops，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已被列入“十五五”规划。
人工智能正经历从对话到决策执行、从基础大模型向行业大模型纵深拓展、从数字模拟向物理交互范式跃迁等新趋势。国家数据局明确2026年为“数据价值释放年”，将深入实施强基扩容、标注攻坚、提质增效、应用赋能、管理服务、价值释放六大行动，推动人工智能深入千行百业，加速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工信部提出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4 高技术产业投资：结构优化的引擎
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成为投资结构优化的核心引擎。2026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2%，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55.6%，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4.4%，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8.8%。一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7.4%，比全部投资高5.7个百分点，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19%。
资金持续涌向低空经济、具身智能、6G等新兴与未来产业赛道，这为中国产业核心竞争力筑牢了扎实根基。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聚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高成长性领域，推出一系列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和改革举措，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国家水网、新型能源体系等领域开展扩大有效投资行动。
第五章 内需消费与服务业转型：增长动力的结构性转换
5.1 消费结构从商品向服务转型
中国居民消费正经历从“买商品”向“买服务”的深刻转型。2025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已达46.1%，接近“半壁江山”；2020年至2025年间，该项支出的年均增速达8.5%。2026年1—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中国正处在人均GDP接近1.4万美元的关键阶段，该阶段消费结构加速向服务消费转型，商品消费加快升级的同时，服务消费的规模和占比也在明显上升。服务消费发展将以扩围增量为核心，重点布局基础型、改善型、新型三大领域，涵盖餐饮住宿、家政服务、养老托育、文旅体育等。
5.2 新消费场景的涌现
新型消费场景不断涌现，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能。在四川成都锦江区上空，一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完成主城区首次载人验证飞行，“空中的士”正从科幻走进现实，勾勒出低空经济催生的新消费版图。人工智能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比上年末增长超40%。当沉浸式文旅让人“穿越千年”，当数字化应用带动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速超过10%，前沿“算力”正真实地转化为全社会的“购买力”。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显著。前两个月，重点电商平台的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8倍，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新产品走俏。高质量的供给正在精准匹配并激发老百姓的新需求，形成供需良性循环。
### 5.3 投资结构的优化升级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大幅增长13.9%，这不仅反映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更体现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绿色化改造。以江苏盐城悦达纺织为例，50余万个数据采集点构建起“工业大脑”，使单位能耗降低15%、加工成本下降26%。江西南昌方大特钢从高耗能钢厂变身接待游客的4A级工业研学景区，成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案例。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制定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继续推动“两重”建设，稳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在政府投资方面，推动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1万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于6月底前基本下达完毕。
第六章 房地产调整与风险化解：新旧模式转换
6.1 房地产市场：筑底期的特征与趋势
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筑底调整阶段。2026年1—8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7979亿元，同比下降19.9%，降幅较1—7月扩大0.7个百分点。新开工面积等供给端指标延续承压，但销售金额累计同比及房价同比降幅边际收窄，个人按揭贷款降幅有所收窄。
一个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是，2026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房地产交易的比重已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市场的主要矛盾正在从“扩大住房供给”转向“优化存量住房和城市空间”。
从全年走势看，专家预测商品房库销比可能降至7.0—7.5区间，全年销售面积同比下降约6%。从投资端看，全年房地产投资跌幅有望收敛至10%左右，行业调整力度边际减弱。房地产投资对名义GDP的贡献率预计下降15%左右，拖累GDP增速约0.6个百分点，两项指标较2025年显著减少。
6.2 政策应对：从需求端到供给端
房地产政策正从供需两端同步发力。需求端，大城市将优化存量政策，基本取消过往设定的限制性购房条例，央行或适度下调房贷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财政端有望推出购房贴息政策。供给端，收储专项债投放规模预计将达到2000亿元至3000亿元，带动商品房去库存2000万平方米至3000万平方米。融资协调机制将持续发力，推动住房项目实际放款工作，满足包括民营房企在内合理的融资需求。
CMF报告建议进一步把房地产政策集中在国家层面，加大国家层面收储力度，加大中央财政支持推动城市更新。姚洋在论坛上也就房地产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国家队下场收储，房价就稳了”。
6.3 地方债务风险的有序化解
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取得积极进展。2026年安排2万亿元置换存量隐性债务额度，安排8000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补充地方政府性基金财力，支持化债。化债政策正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期治理，坚持分类甄别处置原则，结合流动性压力做好化债资源配置。
中诚信分析指出，伴随大规模置换持续推进，中国地方债务的总量风险可控，后续需要进一步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具体措施包括统筹运用国资盘活、金融机构支持、AMC多元化重组等综合性举措，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并健全央地风险共担机制，进一步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构建“资产—债务”可持续管理机制。
金融风险防范方面，应坚持“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双层监管制度，构建覆盖防范系统性风险、机构个体风险的监管框架，从制度层面筑牢金融安全防线。重点在于逐步退出政府融资职能，推动平台回归市场主体定位。
第七章 人口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转型
7.1 人口结构转型的挑战
中国正经历一场规模巨大、速度迅猛的人口结构转型。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已进入下降通道，对供给侧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形成硬约束；老年抚养比快速攀升，养老金支出与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需求持续扩大。预计到2030年，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社会养老负担显著加重。
然而，中国仍拥有超14亿人口，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8.51亿，劳动力资源超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劳动力规模之和。60岁及以上人口中，低龄健康老年人超过55%，总量突破1.5亿，他们既可参与劳动市场，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
7.2 从数量红利到质量红利
中国人力资本结构正处于积极的转型进程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高，高素质劳动力规模持续扩大，“人口质量红利”正在逐步接替“人口数量红利”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静态知识积累指标的重要性逐渐下降，而持续学习能力、适应性创新与人机协同素养等动态能力的作用日益凸显。
有研究显示，劳动生产率提升可以跑赢老龄化速度——到2035年，老龄化赡养比年均增长4.6%，而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速可达5.6%，若计入人工智能贡献可达7%以上。这意味着，通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中国有能力在人口结构转型中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
7.3 “投资于人”的战略方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战略方向。这需要推动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重塑，强化产业层面的人力资本经营，提升社会层面“投资自我”的广泛共识，并布局面向未来的战略性人才培养结构。
未来国家的比较优势，将不仅取决于人力资源的静态存量，更取决于谁能率先完成教育与培训体系的适应性转型，构建起能够持续培育、迭代和再生适应新技术、新经济形态的劳动力供给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质量，将直接决定中国能否在人口结构转型与科技革命交汇的关键时期，将潜在的人口质量红利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在就业政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要加力稳就业促增收，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强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积极培育新职业新岗位，促进劳动者技能就业、技能增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第八章 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与增长极
8.1 三大城市群的引擎作用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的“动力源”，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核心引领作用。2026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达5.98万亿元，同比增长5.4%；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达17.36万亿元，同比增长5.9%，占全国各省地区生产总值总和的25.1%；粤港澳大湾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7.60万亿元，同比增长约4.5%。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这是对中国区域发展硬实力的有力印证。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从2021年的27.6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4.66万亿元，万亿级城市数量增至10座。
8.2 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京津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关键抓手，形成更加紧密的全方位协同发展格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长三角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更加聚焦区域的“联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重点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支撑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空间载体。
在省级层面，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区域定位关键词分别为“一核”“龙头”和“主力军”，体现了三大区域在协同发展中的不同角色和定位。未来五年，三大区域将通过战略赋能与制度创新，推动区域经济总量与竞争力同步提升，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第九章 政策体系与宏观调控：积极有为的制度保障
9.1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提质增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6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与2025年相比，2026年政策取向更加注重供需平衡，更加强调提质增效，更加注重存量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
财政政策将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强调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预计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将基本稳定在GDP的4%水平，新增政府债务规模或将略超2025年达到15万亿元左右。
9.2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灵活高效
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基调，并首次提出“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2026年货币政策应仍是总量与结构并行，总量政策可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灵活调整。央行将以“象征性宽松”配合财政发力，2026年政策利率或下调10—2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同步下调25—50个基点。
货币政策操作将着力于政策调控的效率和主动性，一方面在总量宽松仍有空间但幅度可能有限，既要考虑维持合理充裕的资金面，也要避免过度刺激导致资产价格波动，降准降息更审慎、节奏将更平滑。同时，科学有效使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信贷结构优化上持续加力，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9.3 “十五五”规划的政策方向
“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6方面109项重大工程，围绕产业基础能力和竞争力提升、新产业新赛道培育发展、前沿科技攻关、创新基础能力提升提出28项工程。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下一步要突出抓好五方面工作：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加力稳就业促增收、夯实安全发展基础。
在扩大有效需求方面，将制定2026—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继续推动“两重”建设，稳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
第十章 国际合作与全球发展：以产能供给参与全球再平衡
10.1 “一带一路”与贸易多元化
中国贸易多元化战略取得显著成效。2026年1—2月，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出口同比增长28.5%，占整体出口额的比重升至51.3%，有效抵消对美出口下降带来的影响。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增长24.5%，双方合作已从单纯的货物买卖转向上下游产供链的深度互嵌与融合。
中国企业的海外布局正在深化。在东南亚，中国制造商加大力度建立更深层次的业务存在，针对当地需求定制产品，加大在本地运营方面的投资，从单纯从中国出口转向建设本地产能。但值得注意的是，供应链并非从中国“整条搬走”——越南出口扩张的背后，仍有相当部分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和生产能力来自中国。2026年上半年，越南自华进口同比增长36%。
10.2 应对“产能过剩”叙事：从防守到主动
面对国际社会关于“产能过剩”和“中国挤压”的讨论，中国正在从被动防守转向主动塑造叙事。商务部2026年7月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系统阐述了中方立场：全球产能格局持续发展演变，是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结果；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客观认识“产能过剩”现象；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
文件指出，部分经济体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甚至故意混淆概念，抛出所谓“中国冲击2.0”等论调，推行保护主义措施。而事实上，2025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顺差的16%，也同等受益于中国的产业发展。欧洲央行自己测算过：如果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能下降1.6%。
10.3 全球发展视角下的中国角色
姚洋的“三段论”为中国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战略路径。在全球发展问题上，中国以绿色产能和技术供给回应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需求，这是中国产能对全球发展的核心贡献。在投资合作方面，中国有能力帮助各国推进再工业化，关键在于对方是否愿意打开大门。正如姚洋所言，“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非常顺当地出去，我们就可以在海外再造一个中国。这对于我们整个国力的增强，软实力的增强是一步关键的棋。”
面对未来，中国需要继续推进贸易多元化，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经济体的产业合作，以产能和技术供给参与全球再平衡。同时，应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回应保护主义挑战。
第十一章 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11.1 短期展望（2026—2027年）
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将延续稳中有进的态势，但面临通缩压力和结构性调整的双重挑战。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GDP增速在4.4%—4.9%区间，2027年可能进一步放缓至4.3%—4.6%。出口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将继续支撑短期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对冲居民消费和房地产投资的疲软。
通缩问题可能贯穿2026年全年，到2027年供需平衡的边际改善才会让经济逐步走出通缩僵局。有研究预计，2027年下半年PPI有望走出通缩泥潭，GDP平减指数增速转正，名义GDP增速回升至4.8%。政策将以温和扩张为底色、供给侧为主轴，反内卷与再平衡进程谨慎推进。
德银研究将2026年全年中国出口增长预测从6%大幅上调至12%，预计经常账户顺差将扩大至8720亿美元，占GDP比重达4.0%。出口的卓越表现被归因于五大驱动因素：生成式人工智能、重资产低折旧、能源成本优势、绿色转型加速和出口市场多元化。
11.2 中期展望（“十五五”时期）
“十五五”时期（2026—2030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从增长动力看，新质生产力将加速壮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预计达到12.5%。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0万亿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结构转型看，服务消费占比将持续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绿色转型将深入推进，预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比2025年显著增长，2035年比2025年实现倍增。区域协调发展将进一步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动力源”的作用持续巩固提升。
从中长期挑战看，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债务化解、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等仍是需要持续应对的问题。但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充足的政策工具箱，有条件在应对挑战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11.3 姚洋观点的政策启示
姚洋的“三段论”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对内**，应正视供需失衡问题，通过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结构、推进“反内卷”等措施，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不在于简单压缩产能，而在于通过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完善、消费环境优化等途径，释放内需潜力，使供给能力得到充分吸收。
**对外**，应以全球发展眼光重新定义中国产能的定位，从“产能过剩”的防守性叙事转向“发展供给”的主动性叙事。中国以绿色产能和技术供给参与全球发展，是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的积极回应，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策略上**，应将“球”踢回对方球场，要求对方打开大门，让中国企业去投资。同时，中国也应在道德高地上占据主动，不拒绝技术转让和合作，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全球产业合作。正如姚洋所言，“三十年前就是这么干的。在道德上，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别人要求我们三十年前向他们要求的东西。”
结语
2026年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节点。短期面临通缩压力、房地产调整、外部不确定性等挑战，但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充足的政策空间，以及一支规模庞大、素质不断提升的劳动力队伍。
姚洋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提出的“全球产能观”，为理解中国经济的全球角色提供了重要视角。在全球80%人口仍处于困顿、气候变化威胁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的产能和技术不是“过剩”，而是全球发展所急需的公共产品。中国以绿色产能和技术供给参与全球再平衡，既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发展的贡献。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以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开放合作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将造福14亿中国人民，也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报告编制说明：
本报告基于2026年公开经济数据、政策文件和学术研究成果编制，数据截至2026年9月。报告以姚洋教授在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为分析起点，力图在全球发展视角下全面呈现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报告中的分析和展望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风险自己承担。
**主要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意志银行、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