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湘江流域布局的不少重化工业,让湖南“母亲河”一度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

湘江之殇,刺穿千年历史,刺痛无数人的神经。

为还“母亲河”一江碧水,历届湖南省委、省政府一棒接一棒锲而不舍地开展湘江治污。随着“碧水湘江千里行动”列为湖南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一系列举措相继出台,锲而不舍,负重前行……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渐回归本色。

湘江之殇

面对历史抉择该怎么办

历史的镜头推移到100多年前。湘中一处名为“锡矿山”的地方,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国第一家锑厂——积善炼锑厂开业。一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累计产锑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占世界四分之一,“世界锑都”的美誉由此鹊起。

然而,光环背后却是污染隐患。100多年后,锡矿山却以另外一个“标签”广为人知——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主战场。

“2009年前后,在锡矿山一个山头上,就分布有96家小冶炼厂,远远看去千疮百孔。”参与整治的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想起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原湖南铁合金厂,位于湘江流域湘乡市,是当年为配套我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而建设,曾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然而该厂从1966年开始堆放铬渣,重金属渗入地下,污染了工厂周边的地下水。随着污染不断加重,湘乡城区供水水源被迫改变,老百姓怨声四起。

1966年,湘江首度监测出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至20世纪90年代,湘江总体水质呈恶化趋势,重金属污染尤为突出。

随后,一系列“血铅”超标事件和颇受关注的“镉米”风波,都使湘江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为了防止重金属污染事件再度发生,我们24小时有人值守,连过年都不敢休息。”株洲市环保局负责人回想起多年前的污染事件时,仍心有余悸。

2006年1月4日,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霞湾港清淤治理工程施工中,含重金属淤泥被翻动后防护措施又没有做到位,致使大量含镉废水直排湘江,下游湘潭、长沙自来水水源受到污染,酿成了全国关注的污染事件。

同年9月,湘江下游岳阳县饮用水源因化工企业污水排放受到砷化合物污染,县城8万多居民饮水困难,当地政府被迫用汽车运送饮用水,危机才得以化解。

面对触目惊心的污染,面对老百姓的死亡威胁,怎么办?

湖南省决策者清醒地意识到,湘江污染必须重拳出击,铁腕整治!

然而,要想彻底整治湘江,何其难也!不同政绩观的碰撞,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从湘江治污的一开始就如影随形。

湘江流域污染涉及几百万人的饮水安全,土壤重金属超标涉及食品安全,将这些“老底子”公之于众,会不会出乱子?别的地方也有污染,湖南这样自揭家丑,会不会自讨苦吃?湖南是欠发达地区,为了治理环境大量关停企业,影响发展,是不是“穷人办富人事”?

面对种种压力,湖南决策者最终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告诫广大干部：“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关系全省民生和发展稳定,要算好政治、经济、民生账,要在我们手里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湘江之治

湖南决策中责任到底有多重

发展经济是做加法,治理污染是做减法。任何时候,做“加法”皆大欢喜;而做“减法”就会得罪人,会有各种阻力,甚至有反扑。

然而,湖南的决策者们没有犹豫。2013年,湖南省决定实施湘江治理和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并将其列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实际上,2007年以来,湖南加大了湘江治理步伐。2008年,启动了为期3年的“碧水湘江千里行动”,提出打造“东方莱茵河”。

新的机遇始于2011年。国务院批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湘江作为唯一的流域综合治理示范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根据方案,湘江重金属治理规划项目927个,总投资595亿元,计划5年完成。

2013年,湘江治污的历史责任,落在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的肩头。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担忧:“湘江污染的一点点消息都让我很揪心,甚至有大吨位船舶下水,我都担心会不会吃水太深,搅动底泥中的重金属。”

“‘十二五’快到了收官之年,我们一定要确保在剩下的时间里,扭转湘江污染趋势,不负国家重视支持和全省人民的期望。”杜家毫说。

政府治污、公众治污、法律治污、科技治污……为了治理“母亲河”,湖南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在政府层面,湖南省政府专门成立了“湘江保护协调委员会”和“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委员会”,杜家毫担任负责人,协调湘江流域八市的数十个县、省直数十个部门,形成全流域治污一盘棋。根据湘江污染实际,湖南确定了湘潭竹埠港、株洲清水塘、娄底冷水江、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等五大“主战场”,将治理任务分解至各市县。

“湘江治污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治理任务分解到地方政府,并明确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责任人,这意味着如果完不成任务,地方政府和市长将在考核中被‘一票否决’。”湖南省环保厅厅长刘尧臣的话,一语中的。

湖南还明确每个治污区域由一家省直部门牵头,分类指导,对症下药。比如,湖南省水利厅对口治理三十六湾地区,在与郴州市协商后,从解决矿区源头污染整治的关键性难题入手,推行农村安全饮水和农田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工作。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为了强化政府责任,强力问责机制正在建立。一旦发生重大环境问题,相关责任人将被追责,严重者甚至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公众层面,为了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监督,湖南主动加强官方与民间环保人士的联动,公开向社会招募200名湘江“绿色卫士”。

2011年9月17日,一张湘江湘潭段重化工区排放红色污水的照片被“湘潭矛戈”拍摄并发到网上,立即引起公众的关注,引起当地环保局的关注,造成污染的颜料化工厂被责令关停。“湘潭矛戈”的真名叫毛建伟,从2008年开始自发暗访监督湘江的污染状况。湘江流域像他这样的志愿者多达数百人。

从法律层面完善湘江保护机制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2013年4月1日,《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成为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保护的综合性地方法规。

科技支撑湘江重金属治理的步伐亦在加快。一系列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废渣处置等技术被攻破、运用。在湘江治理带动下,一批环保企业兴起,湖南环保产业产值超千亿元。

“湘江治理工作前所未有,治理成效前所未有,老百姓关注度前所未有。”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不无感慨地说。

湘江之变

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从前年冬天开始,碧波荡漾的湘江又回来了。现在我们老街坊常在沿江风光带唱唱歌、跳跳舞,非常惬意。”一直居住在湘江河畔的长沙市民李建国说。

经环保部核定,至2013年底,湘江干流水质连续两年为优,水质中汞、镉、铅、砷、铬的污染浓度分别比2010年下降了33.3%、22.2%、42.9%、58.3%和28.6%,因重金属污染引发的环境事件逐年减少。

湖南省环保厅的最新信息：今年1-11月,湘江干流18个断面的镉、汞、砷、铅和六价铬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Ⅱ类标准,部分达到Ⅰ类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镉、砷和铅浓度均值明显下降,汞和六价铬均值保持稳定。

大美湘江,在大力整治中逐渐回归本色。

郴州,中国重点产煤区和“有色金属之乡”,获得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株洲,从全国“十大污染城市”变成“国家卫生城市”,从黑乎乎、灰蒙蒙的城市,变成了绿油油、水灵灵的城市。

长沙,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多次上榜“中国最宜居城市”。

岳阳,饮水干净、生态优良,被誉为一座可以“深呼吸”的城市!

变化在水里,行动在岸上。

根据“一号重点工程”计划,湘江干流两岸500米范围内属禁养区域,现有规模养殖场限期退出,目前退出工作已完成60%。

2010年以来,湘江流域淘汰关闭878家涉重金属企业。通过开展湘江两岸工业污染场地、遗留废渣、企业环保设施改造、城镇污水截流等重点问题治理,2013年以来共实施重点治理项目1422个。

在竹埠港、清水塘等历史遗留问题多、环境安全隐患大的老工业基地,启动了工业企业整体搬迁。

6月30日,在株洲清水塘地区的旗滨集团生产车间,工人们依依不舍地把两条生产线的玻璃冷却水放掉,两天后,最后一条生产线也停产。清水塘绿色搬迁由此启动。

9月29日,湘潭竹埠港工业区,最后两家化工企业主动关停,竹埠港工业区走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里程。

繁华落尽,洗尽铅华,中国经济正在适应“新常态”。湘江之变,改变的究竟是什么?

思想,理念;责任感,政绩观!

“老百姓并不太关心GDP,而是关注水土气!”用湖南省委常委、长株潭“两型”工委书记张文雄的理解来说,“如果连湘江污染都治理不好,老百姓喝不上洁净的水、呼吸不上清新的空气、吃不上放心的食品,还谈什么‘两型’社会建设,还谈什么生态文明改革?”

2007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两型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以来,湘江治污即为这项试验最厚重的一叠考卷。

今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湖南以“两型”试验为契机,在全国率先破题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湘江治污,虽难毕其功于一役,却已彰显出当代湖南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勇气、责任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