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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污泥处理经验是进行新型厌氧消化处理，并进行资源化利用。（付晓天/图）

污水处理之后产生的污泥，富含有毒有害物质。中国每年产生约3000万吨污泥（含水率80%），处理方式一般为填埋，甚至违规倾倒。一些欧美国家主要采用新型厌氧消化进行处理，但在中国，无论何种技术路线，制度难题仍待解。

报道链接：2016年5月5日《中日污泥处理差距：至少二十年》

中国的污泥处理困境中包含着很多难题，比如付费机制、政府监管、部门协调等。而从上到下的路线之争，看似技术分歧，却也导致地方政府在做选择时的犹豫不决，最终归结为需要“因地制宜”。

2015年，我们和住建部以及一些城市代表共同考察了美国的两个污泥处置项目，2016年我们又前往英国，考察的都是考虑了热水解预处理的新型厌氧消化技术。

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在污泥处理处置的路线选择上经历了螺旋式上升过程：从传统厌氧消化、填埋出发，到焚烧、堆肥等技术一度占据主流；近年，新型厌氧消化备受青睐。

用厌氧消化方式处理处置污泥可谓“一箭三雕”：既解决基本的污泥无害化处理，又能通过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达到经济效益，同时，甲烷的捕获和利用还有显著的碳减排效果。

目前，国内采用新型厌氧消化技术的项目还非常少，很多业内人士担心国外的先进技术在中国水土不服。我们在国内观察到一些运行较为顺利的项目，但也承认，仍有瓶颈亟待突破。

欧美重拾厌氧消化

厌氧消化本身并不新鲜。在无氧条件下，有机物质被厌氧菌分解，产生甲烷和二氧化碳。处理过后的污泥渣可作为营养土进行利用。

这两年兴起的两段式厌氧消化或“热水解+厌氧消化”等新型厌氧消化提高了污泥的可脱水性能和产气率，也就是说污泥经处理后减量化效果更明显，同时产生的甲烷更多，对其进行捕获利用，可以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还可以为污水处理和城市提供能源。

欧美国家曾较青睐污泥焚烧，因为焚烧减量化高、处置效果彻底。但相对于厌氧消化和堆肥等，焚烧成本高，同时不能充分恢复污泥中的能源和营养物质。而公众担心空气污染，也越来越多地抵制污泥焚烧。现在，美国有污泥焚烧厂的城市往往将其作为备用或应急的处置方式。

为了探寻更经济、更具有环境资源效益的处理方式，越来越多的欧美国家选择厌氧消化或好氧发酵技术。美国现在有1200多座污水处理设施采用厌氧消化技术，而污泥焚烧厂减至约200座。

而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于2011年6月发布“厌氧消化战略及行动计划”，设立金额为1000万英镑的政府贷款支持新建厌氧消化设备。从2009年到2013年，英国通过厌氧消化处置污泥和畜禽、餐厨废弃物项目的年产能提高了19%，其中污泥项目的产能规模增加了26%，进料为污泥的厌氧消化装置达到了146台。

我们在美国奥兰多参观的项目每年能处理80000吨污泥（含固率4%-5%）和45000吨餐厨垃圾，通过厌氧消化处理产生1400多万立方米的沼气。如果这些沼气用来发电，每年可发电将近3万兆瓦时。

而处理后的污泥残渣（沼渣）经进一步干化后，从处置前的每年将近13万吨，减少到6000吨。经过处理的沼渣达到美国环境保护署对污泥土地利用标准的最高要求，可以直接施用于土地。运营公司以80美元/吨的价格把销售给当地农民，用于种植观赏苗木或者果树，获得了很好的收益。

奥兰多项目的处理成本也有一定优势，在30-40美元/吨左右，甚至比当地填埋的价格还要低。

制约中国的三个因素

中国目前也有采用厌氧消化处理污泥的项目，在住建部出台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中指出，“厌氧消化+土地利用”被认为在资源循环利用、能耗物耗、成本效益方面与其他处置方式相比均具有一定优势。但是，实际中污泥厌氧消化处理的占比非常低。我们通过住建部了解到，目前国内4000多座污水处理厂中有60余座建了厌氧消化设施，但运行的也就约20个，比例和国外对比悬殊。其中，湖北襄阳的项目已于2012年进入商业化运行，合肥、长沙、北京等地也在规划或正在建设相关项目。

现实存在一些因素制约了厌氧消化的发展。

首先是协同问题。欧美很多项目都采用污泥与餐厨垃圾等城市有机废弃物协同处理，可以更好地实现规模效益、经济效益、碳减排效益。然而，由于污泥和餐厨垃圾分属不同管理部门，协同处置面临部门职能条块分割的现实难题。

泥质也不可回避。中国污泥有机质含量低、含砂量高，除少数大城市外，大部分城市收集系统是雨污合流，且管网质量较差，导致传统的污泥消化在中国难以获得再生能源的效益，大部分用户不得不放弃。

困扰污泥处理行业的另一个问题是，处置后的污泥该往何处去。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并行发展初期，部分工业废水进入市政排水系统，污泥含有重金属和化学污染物，土地利用的风险较大。近年来，工业区与居住区逐步分离，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的有害物质不断减少。但是由于监测和监管能力不足，农业部门依然不允许污泥制成的肥料进入农用土地。

污泥无害化污染的治理，政府应该有成本；至于后面的甲烷利用、移动森林的收益，应该让给市场主体，使它们在循环经济中有一些收益。

厌氧消化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优势值得关注。中国污水处理厂每年产生约3000万吨污泥（含水率80%），即使仅对10%的污泥进行资源化利用，而非作为垃圾进行填埋，每年亦可减少3.8亿吨碳排放，这大约相当于乌克兰的排放量。

（钟丽锦为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水项目负责人，付晓天为该项目研究员。南方周末实习生秦楚乔亦有贡献。本文仅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栏目简介：专事环境产业商业评论。之所以“眼都绿了”，是因为我们站在绿色的视角来度量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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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洲污泥处理中心讲解员吉田很享受“污泥”与“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参观者脸上造成的表情变化。（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在日本大阪，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由政府投资建设，日常运营完全依靠居民的污水管理费。在一些地方，污泥焚烧制砖之后，除了补贴，政府优先购买用于市政建设。在另一家污泥处理工厂，甚至负责人就是市长，政府部门协作极少“打架”。

2016年4月18日，一辆大巴停在了日本大阪市舞洲人工岛上的一座“童话城堡”前。

69岁的讲解员吉田先生穿着蓝色工装，将一脸错愕的中国参观者迎进了会议室。这座有着蓝色烟囱、橙色外墙的“城堡”，是他们计划参观的舞洲污泥处理中心。每天，大阪市12座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约四千吨污泥（含水量98%），通过地下管道流入这里，经过脱水、干燥、熔融，最后变成25吨无害的黑色颗粒状熔渣。

自2007年建成以来，舞洲污泥处理中心已接待参观者近两万人次。吉田很享受“污泥”与“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参观者脸上造成的表情变化。

不过这一次，面对“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研修团（以下简称研修团）的连番发问，感到惊讶的反而是吉田。

“你们的问题，我有的答不出来。”吉田不明白，为什么比起污泥处理技术和工厂外观，这群中国人更关心在他看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你们建设、运营的钱从哪里来”“你们厂是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你们和政府关系怎么样”“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门会不会打架”……

吉田不知道，这些问题正是中国污泥处理与处置困境的症结所在。

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沉淀物，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及重金属。中国水处理产业长期“重水轻泥”，住建部城建司水务处处长曹燕曾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近50%的城市污泥未做到无害化处理。

中日差距二十年

就在研修团赴日的一周前，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巡视员张悦宣布，环保部和住建部即将联合发布通知，将污泥处理处置与减排核查正式捆绑，一旦无法核实污水处理厂污泥去向，将扣减污染物减排量。

“文件下来以后，大家会有一定压力，但是压力不是直接给各位污水处理厂厂长的，是给城市政府。”张悦在一个污泥处理处置的研讨会上表示，政策通过把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纳入总量减排核算，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以此推动污泥的无害化和减量化。

“污泥难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张悦感慨，“我们争取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十三五期间解决了。”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杭世珺至少已为此奔走呼吁了二十年。而中日在污泥处理上的差距，也“至少二十年”。

杭世珺在1980年代留学日本，研修城市污水处理。“那时候，日本的（污泥）焚烧炉都建得满满的了。”2016年4月14日，杭世珺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日本最早的污泥处置方式是海洋投弃。在1920年代，日本第一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就直接倾倒入海。

其后，日本污泥处理经历了自然干燥、脱水填埋等一系列演变。到1960年代，因为征地困难，日本开始推进能快速实现污泥减量化的焚烧技术。1977年成立了污泥处理调查委员会，强调污泥的资源化和再利用。1996年，日本修改下水道法，要求公共下水道管理者用脱水、燃烧等方式实现污泥减量的同时，应当尽量将污泥作为燃料或肥料实现再生利用。

据东京大学水环境控制研究室教授、日本下水道协会成员古米弘明介绍，近十年来，日本污泥年产生量变化不大。2010年，日本全国产业废弃物总量约3.86亿吨，含水率97%的污泥占约19%，约7471万吨。

虽有污泥熔融、碳化等新技术出现，但焚烧依然在日本占据主流。2008年，日本干污泥（经过脱水等处理后的污泥）年产量220万吨，其中焚烧灰渣占68%。

在进行减量处理的同时，日本很注重污泥的再生利用。

日本2014年度下水道新技术研究所年报显示，污泥有效利用率从1988年的15%，已提高到2010年的78%，2011年37%的污泥用于制作建筑材料。

“污泥处理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跟日本很相似，但中日的差距主要不是技术。”杭世珺表示。

中节能博实（湖北）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钱鸣亦有类似观点，该公司2008年引进日本的污泥碳化技术。“日本下水道协会把碳化作为替代熔融和焚烧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在引进时也根据中国污泥状况做了改进。技术不是问题。”钱鸣谨慎地说，“但是，在推广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障碍、一些困惑。”

“我们完全没考虑要挣钱”

钱鸣遇见的障碍，首先就是污泥处理处置的费用不足。

“国家在技术政策中明确指出，污泥（处理处置）的费用在污水处理费中代收，但代收多少没有明确界定。既然不明确，政府也就不论技术好坏，反正哪个方法便宜，就先用哪个对付一下。”钱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运营污水处理的公司喊穷，现在污水处理费都不够，还拿多少给污泥呢？”

“我们运行靠的也是居民的污水处理费。”在舞洲污泥处理中心，南方周末记者将钱鸣的困惑转告吉田，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要挣钱。我们收的（家庭月用水量）10立方米以内550日元（不含税，约33.6元人民币）就是根据运营成本核算好的，再向居民收取。”

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的建设费用为620亿日元，其中六成来自日本国家政府，四成来自大阪政府。建成以后，其日常运营费用不再依靠国家补贴。

在日本，居民需按月用水量交纳水道费和下水道费，后者相当于中国居民水价中的污水处理费。大阪市水道局网站显示，当家庭月用水量在10立方米以内时，水道费为1026日元，下水道费为594日元（含税）。在10至20立方米之间，下水道费为66日元/吨（约合人民币4.04元）。

“大阪的污水处理费在日本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吉田强调了两次。但这个数字已足够让他的中国同行羡慕——中国一家产业研究机构的水价数据库显示，目前全国36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污水处理费平均为0.82元/吨。

和中国一样，日本的污泥处理费被包含在污水处理费中。日本国土交通省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下水道维持管理费共9008亿日元，污泥处理费占5%，即450.4亿日元（约27.52亿元人民币）。

“中国排水费（即污水处理费）就这么一点，污泥处理费高了就吃不消。排水费要提高，自来水费就得上去，那就要开听证会，老百姓又可能不理解你。”上海交通大学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研究所所长朱南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海一座污水处理厂和某水泥集团谈一个污泥建材化利用项目，谈了七八年也没开建，“就是价格谈不来”。

朱南文研究过大阪市对污泥建材化利用项目的支持机制。大野污水污泥处理厂（除了舞洲，大阪另外一个污泥处理工厂）用污泥焚烧灰制造透水性砖，政府除了按照污泥填埋的同等价格进行补贴外，还会优先购买用于市政建设，保证销路。“日本的整套体系都设计好了，不会卡在哪个环节。”朱南文说。

“日本污泥处理是不惜代价，他们的工程建设成本和运行费用其实比我们高多了。”钱鸣表示。

而在中国，污泥处理处置费用该谁出，还是一笔糊涂账。张悦的意见或许代表了目前的政策思路：“（污泥）无害化治理，政府应该承担成本。”

“体制差别，没法借鉴”

“原来，吉田是公务员啊！”就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的性质纠缠了将近二十分钟以后，研修团终于搞清楚了吉田的身份。

舞洲污泥处理中心隶属于大阪市建设局下水道部，但负责运营的是一个共同企业体。目前的工作人员共有85人，其中9人是大阪市建设局的公务员，包括吉田在内。

吉田听不懂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区别，而污泥处理厂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对他而言也过于微妙。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们是属于大阪市的，但为了更好地运营，有专门的运营单位。”

在中国，作为第一个将污泥碳化技术投入商业化运营的企业负责人，钱鸣不仅要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还要处理和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污泥处理，协同性做得好。比如将污泥和餐厨垃圾协同进行厌氧处理，咱们国内也有几个项目，但在实际操作中总有些瓶颈突破不了。垃圾属于城管部门的，市政污泥属于水务部门，污水处理厂建设属于住建部，监管又归环保部，不在一个体系里面，怎么协同？”

有一次，钱鸣在日本秋田市参观了几个固废处理中心。在其中一个推行污泥与餐厨垃圾焚烧协同发电的处理中心，他很感慨：“你知道这个中心的主任是谁吗？就是秋田市的市长！市长是处理中心的一把手，下面的管理体制就比较简单了。”

在杭世珺看来，目前中国污泥处理处置最严峻的问题，不是缺少经济杠杆。“这不是我一个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后门堵死了。”

管理上政出多门。例如目前我国建设部门在污泥处置上鼓励土地利用。“问题是，农业部不让污泥进土地。建设部门有拟定标准，但农业部不认。东北一个污泥堆肥厂做得很好，但没出路。”杭世珺研究了一辈子污水和污泥，参与了许多标准制定，她将中国污泥处理的症结归为政府部门间的阻力太大。

赴日研修团中有一位媒体人。在参观舞洲污泥处理中心之前，他想写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的污泥处理处置经验。但参观结束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体制差别太大，没法借鉴。”

（感谢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