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多重困境污泥处理亟待体制创新

 在日本大阪，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由政府投资建设，日常运营完全依靠居民的污水管理费。在一些地方，污泥焚烧制砖之后，除了补贴，政府优先购买用于市政建设。在另一家污泥处理工厂，甚至负责人就是市长，政府部门协作极少“打架”。

    2016年4月18日，一辆大巴停在了日本大阪市舞洲人工岛上的一座“童话城堡”前。

    69岁的讲解员吉田先生穿着蓝色工装，将一脸错愕的中国参观者迎进了会议室。这座有着蓝色烟囱、橙色外墙的“城堡”，是他们计划参观的舞洲污泥处理中心。每天，大阪市12座污水处理厂产生的约四千吨污泥（含水量98%），通过地下管道流入这里，经过脱水、干燥、熔融，最后变成25吨无害的黑色颗粒状熔渣。

    自2007年建成以来，舞洲污泥处理中心已接待参观者近两万人次。吉田很享受“污泥”与“城堡”的巨大反差在参观者脸上造成的表情变化。

    不过这一次，面对“中国青年丰田环境保护资助行动”研修团（以下简称研修团）的连番发问，感到惊讶的反而是吉田。

    “你们的问题，我有的答不出来。”吉田不明白，为什么比起污泥处理技术和工厂外观，这群中国人更关心在他看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你们建设、运营的钱从哪里来”“你们厂是事业单位还是国有企业”“你们和政府关系怎么样”“不同的政府主管部门会不会打架”……

    吉田不知道，这些问题正是中国污泥处理与处置困境的症结所在。

    污泥是污水处理过程中形成的沉淀物，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及重金属。中国水处理产业长期“重水轻泥”，住建部城建司水务处处长曹燕曾表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近50%的城市污泥未做到无害化处理。

    中日差距二十年

    就在研修团赴日的一周前，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巡视员张悦宣布，环保部和住建部即将联合发布通知，将污泥处理处置与减排核查正式捆绑，一旦无法核实污水处理厂污泥去向，将扣减污染物减排量。

    “文件下来以后，大家会有一定压力，但是压力不是直接给各位污水处理厂厂长的，是给城市政府。”张悦在一个污泥处理处置的研讨会上表示，政策通过把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纳入总量减排核算，责任落实到地方政府，以此推动污泥的无害化和减量化。

    “污泥难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张悦感慨，“我们争取把它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十三五期间解决了。”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副总工程师杭世珺至少已为此奔走呼吁了二十年。而中日在污泥处理上的差距，也“至少二十年”。

    杭世珺在1980年代留学日本，研修城市污水处理。“那时候，日本的（污泥）焚烧炉都建得满满的了。”2016年4月14日，杭世珺回忆。

    日本最早的污泥处置方式是海洋投弃。在1920年代，日本第一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就直接倾倒入海。

    其后，日本污泥处理经历了自然干燥、脱水填埋等一系列演变。到1960年代，因为征地困难，日本开始推进能快速实现污泥减量化的焚烧技术。1977年成立了污泥处理调查委员会，强调污泥的资源化和再利用。1996年，日本修改下水道法，要求公共下水道管理者用脱水、燃烧等方式实现污泥减量的同时，应当尽量将污泥作为燃料或肥料实现再生利用。

    据东京大学水环境控制研究室教授、日本下水道协会成员古米弘明介绍，近十年来，日本污泥年产生量变化不大。2010年，日本全国产业废弃物总量约3.86亿吨，含水率97%的污泥占约19%，约7471万吨。

    虽有污泥熔融、碳化等新技术出现，但焚烧依然在日本占据主流。2008年，日本干污泥（经过脱水等处理后的污泥）年产量220万吨，其中焚烧灰渣占68%。

    在进行减量处理的同时，日本很注重污泥的再生利用。

    日本2014年度下水道新技术研究所年报显示，污泥有效利用率从1988年的15%，已提高到2010年的78%，2011年37%的污泥用于制作建筑材料。

    “污泥处理在中国的演变过程跟日本很相似，但中日的差距主要不是技术。”杭世珺表示。

    中节能博实（湖北）环境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钱鸣亦有类似观点，该公司2008年引进日本的污泥碳化技术。“日本下水道协会把碳化作为替代熔融和焚烧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在引进时也根据中国污泥状况做了改进。技术不是问题。”钱鸣谨慎地说，“但是，在推广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障碍、一些困惑。”

    “我们完全没考虑要挣钱”

    钱鸣遇见的障碍，首先就是污泥处理处置的费用不足。

    “国家在技术政策中明确指出，污泥（处理处置）的费用在污水处理费中代收，但代收多少没有明确界定。既然不明确，政府也就不论技术好坏，反正哪个方法便宜，就先用哪个对付一下。”钱鸣指出，“很多运营污水处理的公司喊穷，现在污水处理费都不够，还拿多少给污泥呢？”

    “我们运行靠的也是居民的污水处理费。”在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相关媒体将钱鸣的困惑转告吉田，得到这样的回答，“我们完全没有考虑要挣钱。我们收的（家庭月用水量）10立方米以内550日元（不含税，约33.6元人民币）就是根据运营成本核算好的，再向居民收取。”

    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的建设费用为620亿日元，其中六成来自日本国家政府，四成来自大阪政府。建成以后，其日常运营费用不再依靠国家补贴。

    在日本，居民需按月用水量交纳水道费和下水道费，后者相当于中国居民水价中的污水处理费。大阪市水道局网站显示，当家庭月用水量在10立方米以内时，水道费为1026日元，下水道费为594日元（含税）。在10至20立方米之间，下水道费为66日元/吨（约合人民币4.04元）。

    “大阪的污水处理费在日本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吉田强调了两次。但这个数字已足够让他的中国同行羡慕——中国一家产业研究机构的水价数据库显示，目前全国36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市的污水处理费平均为0.82元/吨。

    和中国一样，日本的污泥处理费被包含在污水处理费中。日本国土交通省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下水道维持管理费共9008亿日元，污泥处理费占5%，即450.4亿日元（约27.52亿元人民币）。

    “中国排水费（即污水处理费）就这么一点，污泥处理费高了就吃不消。排水费要提高，自来水费就得上去，那就要开听证会，老百姓又可能不理解你。”上海交通大学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技术研究所所长朱南文透露，上海一座污水处理厂和某水泥集团谈一个污泥建材化利用项目，谈了七八年也没开建，“就是价格谈不来”。

    朱南文研究过大阪市对污泥建材化利用项目的支持机制。大野污水污泥处理厂（除了舞洲，大阪另外一个污泥处理工厂）用污泥焚烧灰制造透水性砖，政府除了按照污泥填埋的同等价格进行补贴外，还会优先购买用于市政建设，保证销路。“日本的整套体系都设计好了，不会卡在哪个环节。”朱南文说。

    “日本污泥处理是不惜代价，他们的工程建设成本和运行费用其实比我们高多了。”钱鸣表示。

    而在中国，污泥处理处置费用该谁出，还是一笔糊涂账。张悦的意见或许代表了目前的政策思路：“（污泥）无害化治理，政府应该承担成本。”

    “体制差别，没法借鉴”

    “原来，吉田是公务员啊！”就舞洲污泥处理中心的性质纠缠了将近二十分钟以后，研修团终于搞清楚了吉田的身份。

    舞洲污泥处理中心隶属于大阪市建设局下水道部，但负责运营的是一个共同企业体。目前的工作人员共有85人，其中9人是大阪市建设局的公务员，包括吉田在内。

    吉田听不懂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区别，而污泥处理厂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对他而言也过于微妙。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们是属于大阪市的，但为了更好地运营，有专门的运营单位。”

    在中国，作为第一个将污泥碳化技术投入商业化运营的企业负责人，钱鸣不仅要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还要处理和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

    “日本的污泥处理，协同性做得好。比如将污泥和餐厨垃圾协同进行厌氧处理，咱们国内也有几个项目，但在实际操作中总有些瓶颈突破不了。垃圾属于城管部门的，市政污泥属于水务部门，污水处理厂建设属于住建部，监管又归环保部，不在一个体系里面，怎么协同？”

    有一次，钱鸣在日本秋田市参观了几个固废处理中心。在其中一个推行污泥与餐厨垃圾焚烧协同发电的处理中心，他很感慨：“你知道这个中心的主任是谁吗？就是秋田市的市长！市长是处理中心的一把手，下面的管理体制就比较简单了。”

    在杭世珺看来，目前中国污泥处理处置最严峻的问题，不是缺少经济杠杆。“这不是我一个专家的意见，大家都认为后门堵死了。”

    管理上政出多门。例如目前我国建设部门在污泥处置上鼓励土地利用。“问题是，农业部不让污泥进土地。建设部门有拟定标准，但农业部不认。东北一个污泥堆肥厂做得很好，但没出路。”杭世珺研究了一辈子污水和污泥，参与了许多标准制定，她将中国污泥处理的症结归为政府部门间的阻力太大。

    赴日研修团中有一位媒体人。在参观舞洲污泥处理中心之前，他想写一篇文章介绍日本的污泥处理处置经验。但参观结束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体制差别太大，没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