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对话：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作出一系列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和决策部署，为我们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何深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大意义？如何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如何确立和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方法论？如何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确保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全面小康目标要求？本报今天刊发的理论对话与思想评论，围绕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主持人：
彭国华（本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
嘉 宾：
钱 易（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 ）
常纪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王晓光（中共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
史大平（重庆市环保局局长）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
主持人：建设生态文明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早在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就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警示人们如果过度使用农药，人类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此书在世界范围引起较大反响。近些年来，全球性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保护引起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已成为世界性共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作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庄严宣示。习近平同志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并发出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为新形势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钱易：最近几年，“APEC蓝”等环境话题每每引发媒体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关注、热烈讨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幸福指数、文明程度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粗放的发展方式下，我国资源消耗速度加快，已经出现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很多矿产资源需要从国外进口；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威胁着人民群众的健康；一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耕地面积、森林面积减少，水体、大气、耕地质量下降。这些突出问题表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刻不容缓。为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
汝信：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始终致力于建设先进文化。搞好文化建设，不是一个局部性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全局性问题。文化的突出作用，就在于它能为我们的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软实力被看作经济、政治、军事等实力之外对国际关系起重大作用的力量，在国际斗争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明确主张要以文化为手段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要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来塑造和主导世界秩序，这事实上就是在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因此，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于保证我国文化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都至关重要。
常纪文：有一副楹联这样写道：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这生动道出了人与自然唇齿相依、息息相通的关系。人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活不可或缺。优美、清洁的生态环境既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又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生态环境如果遭到严重污染或破坏，必将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并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可持续性。当今时代，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有效开展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考验着执政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从国际层面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全球生态平衡的严重威胁。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不仅是我们党对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而且彰显了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王晓光：建设生态文明，关键是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将其生动地概括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他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形象地说明了良好生态环境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意义。倘若青山不在、绿水不存，即便坐拥金山银山又有什么意义？人民群众又何谈幸福感、获得感？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了要靠经济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更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依托和前提。
史大平：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如何保护好生态环境是一道重要的“必答题”，而不是一道可有可无的“附加题”。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是必须加快补齐的短板。所谓短板，就是说必须看到我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存在不少的历史欠账。正因为存在这块明显的短板，所以人民群众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我们一定要从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来看待补齐生态环境质量短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
主持人：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代表了美好生活的希望、人民群众的期盼。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指导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展。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新形势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核心理念。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确立的一系列新思路、新举措，为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提供了基本遵循。
钱易：理念一变，海阔天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树立和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必将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深刻变革，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迈向更加高远的新境界。“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同时强调，实现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充分说明绿色发展理念对于我们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先导意义。
常纪文：我国古人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里所说的规矩，除了规范和规则的含义，还包括规律的含义。习近平同志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遵循自然规律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提和根本保障。不遵循自然规律，必然招致自然的报复。如果污染严重、资源短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缺乏环境容量与资源基础；而治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必然会影响生产力以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新形势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着眼点、着力点。
王晓光：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绿色就是大自然的根，根繁则枝叶茂，根断则树不存。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必然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绿色发展在我国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自古以来，尊重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的“天人合一”观念，深深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心中。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艰巨而紧迫。我们要坚持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理念构建生态经济发展新模式，引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新路。
史大平：人们在发展实践中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不仅包括人及其创造力、生产工具，而且包括生态环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辩证关系表明：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坚持绿色发展也能提高生产力水平。从大量的实践与数据对比来看，“掐断”污染不会“掐断”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实现双赢。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越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一方面要偿还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欠账，另一方面要解决发展中新产生的环境问题。因此，坚持绿色发展要毫不动摇，并且要有切实有效的新思路、新举措，这样才能打造“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交相辉映的亮丽风景。
用统筹协同的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主持人：美国气象学家洛伦茨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一只蝴蝶在亚马孙的热带雨林中扇动翅膀，就有可能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龙卷风。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它表明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有机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只管护田，就很容易顾此失彼，造成生态环境失衡。因此，新形势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统筹协同的系统思维。
钱易：生态文明建设绝不仅仅涉及生态环境本身，而是同时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因此，新形势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从相关的多个领域展开：第一，在生产领域，应大力发展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生态经济，包括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等。第二，在消费领域，不管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有多高，都要倡导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反对奢侈浪费、非理性消费。第三，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注重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包括水环境、大气环境等，加强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第四，在生态环境领域，要精心呵护树木、绿地、河流、湖泊和湿地，使它们成为人类居住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保持良好的质量和状态。第五，在文化教育领域，要把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观念传播作为文化教育很重要的内容，既要加强学校教育，又要加强社会教育；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国外先进理念。第六，在法治建设和管理领域，要通过法律、政策、管理等综合手段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常纪文：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求我们树立统筹协同的思路和理念，而且要求我们形成统筹协同的规划与举措。在思路和理念方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结合起来，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将环境保护放在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背景下统筹考虑；树立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的理念，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相融合，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环境保护优先战略。在规划与举措方面，要建立健全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市县“多规合一”，创新市县空间规划编制方法，让空间开发利用发挥最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坚持城乡环境治理相统一的原则，继续加强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同时扩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加大农村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力度。
王晓光：生态文明建设是重大民生实事，涉及方方面面，不能“单兵突进”，而要协调推进。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贵州省遵义市着力增强系统思维和统筹意识，以建设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载体，统筹推进山水城市、绿色小镇、美丽乡村、和谐社区建设，统筹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互动发展，努力让特色产业强市富民、让生态城镇山水相融、让美丽乡村人人向往，推动了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有机统一、协同共进。
史大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系统思维，从哲学上说，就是要统筹好局部与全局、个体与群体、国内与国际、当前与长远的关系，以更高的定位、更广的视野、更有力的举措来认识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体来说，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将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要素瓶颈和生态环境约束，增强可持续发展后劲。结合重庆实际，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五大功能区发展战略为指导，建设好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确保三峡库区稳定发展，服务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大局。
以制度和法治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主持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生态文明建设这一系统工程中，制度建设是治本之策。一些地方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制不完备有关。因此，新形势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将其纳入法治化、制度化轨道，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常纪文：“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它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新的目标要求。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关键要靠制度、靠法治。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一是推进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在试点的基础上，实行省以下环境监测和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巩固属地的环境监管责任制度，形成企业主体责任、地方政府监管、上级部门监察相结合的环境保护监管监察新模式。二是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在一些领域开展近零碳排放的示范；通过“多规合一”等措施，推进主体功能区科学开发；推行节能量、排污权和水权交易，搞活环境治理市场；推进自然资源产权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投资和保护，盘活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三是在加强环境保护监管的前提下，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市场化改革，推进环境保护产业和环境金融相结合，促进环境保护产业向集约化和连锁化方向发展，为城乡环境保护提供优质低价服务，为全面提高城乡环境质量奠定基础。四是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推行中央和省级层面的环境保护督察，开展环境保护绩效考核和干部环境保护审计，实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促使地方党委和政府切实负起责任。
王晓光：习近平同志提出，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这“两个最严”，充分表达了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决态度，也牢牢抓住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牛鼻子”。这就要求我们向体制机制创新要动力、要保障，真正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为把“两个最严”落到实处，遵义市在源头上严防，划定红线，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逐步构建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在过程中严管，实施严格的水、大气质量管理监测和领导干部约谈制度，实现能耗动态监控；在后果上严惩，建立健全考评机制，坚持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零容忍”，对造成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并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法治思维为建设美好家园保驾护航，为人民群众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提供法治保障。
史大平：“两个最严”的提法切中要害，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遏制住“恶性循环”的态势，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要求。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密切联系、相互促进，只有实现二者协调联动，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保好驾、护好航。实行“两个最严”，关键在狠抓落实。这需要我们从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让生态文明的要求贯穿到社会生产全过程，将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落实到社会各方面；二是进一步完善地方环保法规和标准体系，做到用标准、法规规范企业生产和管理部门执法行为；三是进一步强化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始终保持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四是进一步加强生态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我们一定要坚持知行合一，以高度责任意识切实贯彻“两个最严”，使制度和法治真正成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不二法门”。
本期编辑：肖伟光 来源： 人民日报理论
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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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环格格有话说：
10月13日周四（农历九月十三），大家早安！！
今天文章讲述：
环境污染所导致的健康效应日趋复杂，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是一种评价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人体健康危害程度的方法，目前我国开展的相关研究多采用国外成熟的评价模型，尚未建立适合我国人群的评价模型。
作者就近年来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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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彦，陆晓松，李定龙常州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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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重点
文章从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概念、研究历史、现状以及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首先介绍了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概念及意义，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研究历史及相关基础研究的进展情况，同时对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关键步骤的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进行详细的阐述，最后提出了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发展趋势。
❖环境风险评价
环境风险评价是对环境污染引起的人体健康和生态危害的种类及程度的描述过程。环境健康风险评价是狭义环境风险评价的重点，是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定量描述污染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风险，是收集、整理和解释各种健康相关资料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估计特定暴露剂量的有害因子对人体不良影响的概率，以评价人体健康所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及其程度大小。
国际上对健康风险评价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此阶段采用毒物鉴定法进行急性毒性和风险性较大的健康影响定性分析。50 年代提出了安全系数法，用于估算人群的可接受摄入量。70~80年代健康风险评价体系基本形成，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在 1983 年出版的《联邦政府的风险评价：管理程序》中将评价步骤概述为：危害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1986 年美国环保局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健康风险评价的技术性文件、准则或指南。如《健康风险评价导则》，该导则包括致癌性、致突变性、化学混合物、可疑发育毒物以及估算接触量等 5个方面内容（51FR33992~34054）。这一科学体系被包括欧盟和我国在内的世界多国和组织广泛采用。
我国的健康风险评价起步于20 世纪90年代，潘自强院士课题组在核工业系统开展了放射性污染物、致癌化学物和非致癌化学物的环境健康综合研究。
“十五”期间，原国家环保总局组织实施了“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害及补偿机制研究”科技攻关项目，开展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医学诊断标准、健康损害补偿机制与法律框架研究。
2007 年，科技部将环境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估与技术研究列入“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研究项目，区域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价研究正式启动。同年 11 月卫生部等 18 个部委联合发布《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 年）》，明确将“开展环境污染健康危害评价技术研究”作为行动策略之一。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中也将“环境与健康调查和风险评价技术与方法”的研究作为主要任务。
于云江课题组于 2010 年建立了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害调查方法与技术规范，提出区域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估研究的“六步走”：区域环境污染源调查、区域环境特征污染物识别、特征污染因子危害鉴定、剂量-反应评估、区域多暴露途径环境暴露风险评价、综合区域健康风险表征，此后区域环境健康领域的研究多遵循此步骤。
应用研究的进展
早期的健康风险评价主要应用在人体长期低剂量暴露于有毒化学物质所引起的慢性健康损害，其评价方法主要采用 US EPA 推荐的“四步法”，多用于对水体、土壤、大气、动植物等单环境介质中化学物质污染引起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
从时间上看早期的研究更多的是针对单一受体和风险源，而在实际研究中发现，任何环境介质的污染不仅仅从单一途径进入人体，而多以复合污染存在，且其受体和生命周期均以多样的形式存在。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科学家们尝试进行不同受体的多暴露途径的复合污染健康风险评价研究，近几年有研究人员通过对我国人群的暴露状况进行调查，优化评估模型，以降低评估的不确定性。
除化学因子健康风险研究外，我国对电离辐射污染的暴露剂量评价，及其慢性致癌和非致癌的健康风险也开展了研究。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健康风险评价主要包括化学物质泄漏事故、火灾和爆炸事故的风险评价。对于化学物质泄漏事故，有研究人员通过 CAMEO模型对造成的人群健康风险进行模拟计算，利用伴随方法，结合研究区地理特征和人口密度等条件，计算毒气泄漏的风险值。表 1 为近年我国部分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价应用研究成果。
评价方法
国际上的环境健康评价模式大多以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提出的四步法为范式，其他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等提出的一些其他健康风险评价模式与四步法基本相似。在该法的基础上，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在应用风险概念和分析方法对环境与健康风险进行全面、系统评价方面取得了进展。
化学物质的危害识别主要通过收集和评估该物质的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资料，确定其是否对人群健康造成损害。目前，国际上关于权重分类的方法有两种：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化学物质致癌性分类和 US EPA 综合风险信息系统（IRIS）化学物质致癌分类。2008 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联合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人体健康（征求意见稿）》中也将 IRIS 数据库推荐为主要参考资料。我国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报批稿）》公布了部分污染物不同暴露途径的毒性参数值 。除此以外，我国尚未建立较为完整的污染物毒性数据库。建立我国的污染物毒性数据库可为健康风险评价中污染物质的毒性鉴定提供主要的、重要的参考依据。
健康风险评价中，化学物剂量-反应关系是在各种调查和实验数据的基础上估算出的，故人类的流行病学资料为首选，另外，敏感动物的长期致癌实验资料也极为重要。对于有阈化合物，未观测到有害效应剂量水平（NOAEL）是对无遗传毒性物质进行风险评估时常使用的一个参考点，通常采用人类终生每日摄入该外来化学物而不引起任何可见损害作用的剂量（ADI）作为指标。
由于现有的数据库中的实验参数并不是为建立 ADI 而设计，因此在剂量-反应评估的过程中要在毒理学数据库中找出既有合适观察终点又有恰当染毒时间的实验结果较为困难，在此情况下需建立新的实验确定 ADI，或者通过实际摄入量和临时建立的 ADI 数值来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新实验。孟丽苹等 对全国范围内自来水厂中的9 种卤乙酸进行监测，结合小鼠饮水暴露的毒性数据评估后提出新的水厂出水二氯乙酸（TCAA）的健康指导值。郑丙辉等通过对 2000—2010 年我国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统计分析，建立水污染事件污染物安全阈值计算方法，并提出以 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这一慢性暴露标准作为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依据可能夸大了时间危害性。隋海霞等应用毒理学关注阈值（TTC）对我国人群膳食中低暴露量化学物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DEHP）进行风险评估并以传统评估方法进行验证，结果发现差异不明显。
在剂量-效应评估中，基准剂量方法（BMD）扩展了动物实验或者观察流行病学研究获得的剂量-效应数据的适用范围，更好地描述潜在风险的特征并量化。田琳等对慢性铅接触引起肾损伤的生物接触限值进行估算，选择 135 名蓄电池厂工人作为铅接触者，对其血铅浓度与尿总蛋白（TP）、尿 β 2 -微球蛋白（β 2 -MG）、尿 N-乙酰-β-D-氨基葡萄糖苷酶（NAG）关系进行分析，并分别以尿 TP、尿 β 2 -MG、尿 NAG 为指标计算引起肾损害的血铅基准剂量（BMD）和基准剂量下限值（BMDL）。江兰对广东某厂锰接触工人尿锰剂量及其心电图异常率的剂量-反应关系估算出其尿锰含量的 BMD 和 BMDL。赵焕虎等将基准剂量在镉性肾损伤健康风险评价的相对敏感指标的确定应用中发现，对于肾早期损伤的判断，尿镉优于血镉。顾刘金等应用 BMD 分析咪鲜胺锰盐对 SD 大鼠的亚慢性毒性，估算其基准剂量，且高于 NOAEL。王烁等对汕头市氟病区儿童尿氟（UF）含量与血清碱性磷酸酶（AKP）活力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以血清碱性磷酸酶活力为指标计算尿氟 BMD 和 BMDL 值。不难发现NOAEL 和 BMD 方法是依赖于某个实验，因此其误差和不确定性较大。
在人群的健康风险评价中，靶器官放射性测试和毒性作用方式是污染物质基准剂量推导和健康风险评价的基础。对无阈化合物多采用毒理学传统的剂量-反应关系外推模型，即通过动物实验数据外推到人体的剂量-反应关系，通常采用体重、体表面积外推法或安全系数法。利用模型外推到实验剂量范围以下时，正常所得到的预测值与反应值之间的差别可达几个数量级，因此需要根据无阈化合物的特性及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谨慎选择模型。黄德寅、张倩等先后用 ERDEM软件构建苯的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结合数据库进行新 PBPK 模型的建立，结合数据库流行病学资料、哺乳动物实验结果、人体毒理学研究建立了暴露时间-剂量-效应关系。
目前我国许多学者开始使用分类回归法综合多组实验数据，构建以暴露时间和浓度为变量的剂量-效应关系，生理药代动力学模型能够模拟提供靶位的暴露剂量，由高剂量作用推导到低剂量作用，可由体外测试推导到体内测试，还可进行物种间的推导，是健康风险评价的发展目标，也是风险评价研究中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熊成香也利用 PBPK模型对二甲苯进行种间类推，并制定了参考剂量。
然而无论是有阈、无阈化合物，或者何种剂量-效应评价方法，均是在流行病学调查与实验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模型估算出来的。US EPA 的 IRIS 毒性数据库包含了 540 余种化学物质的致癌效应与非致癌效应毒理学数据。美国加州环保局环境健康危害评估办公室（OEHHA）构建了毒性标准数据库，包含了 400 余种化学物质的毒性资料。我国在此类基础数据的收集和毒理学数据库的建立上尚有欠缺。
暴露评价方法
暴露评价是确定或者估算暴露量的大小、暴露频率、暴露的持续时间和暴露途径。
关于暴露情况的收集主要分为直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包括个体监测和生物监测。个体监测是测量一定时间内个人身体接触污染物平均浓度的方法。如吉田和Coulta 等利用个体监测法对汞作业人员和暴露于烟雾环境中的工人进行 24 h 采样监测，但是此种方法受采样器材、样本数量的限制性较大，使用随机抽样监测不确定性也较大，我国并未广泛使用。
监测法即生物标志物法，是一种直接监测生物介质中污染物内暴露的重要方法。通过皮肤、血液、唾液、头发、指甲、母乳等人体生物样本的取样监测，反映出多暴露途径进入人体的暴露剂量。对于急性毒性，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生物标志物法暴露评价结果比较精准，可以反映暴露早期的生物学或生理学改变。段小丽等对多环芳烃的生物标志物展开研究发现尿中的 1-羟基芘（1-OH-Pyr）、3-OH-BaP 的比值可以定量评价人体暴露PAHs 致肺癌的风险。Wang 等、杨彦等用 8-羟基脱氧鸟苷（8-OHdG）反映 DNA 氧化应激水平作为电子废弃物拆解人群的 Pb、Cu 等重金属污染物暴露的生物标志物，建立其剂量-效应关系。
然而尽管生物标志物在健康风险评价中起着关键性的指示作用，但是由于其测定困难、花费高、特异性不够显著、灵敏度不够高等缺陷暂时还无法取代其他方法。
间接法通过对污染物浓度的监测、对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暴露时间和频率进行调查、统计，估算人群的实际暴露浓度，以评估健康风险。我国学者使用该法对各种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物通过不同的暴露途径进入人体的健康风险进行科学评估。随着近年来对健康风险评价研究的不断深入，污染物生物有效性也被用于健康风险评价。崔岩山等通过多种体外实验研究土壤中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评估重金属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尝试将地理信息系统（GIS） 技术应用于暴露评价的研究中，发展了许多将暴露模型和 GIS 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和手段。我国也有关于 GIS 技术相结合的研究，如《基于环境风险分区的布局优化调整决策支持方法》（申请号 201110194180.8，公开号102314549A），但是将GIS 技术与健康风险暴露模型结合的研究和报道较为鲜见。
暴露评价模型
近年来，发达国家在暴露评价模型方面发展较快，国外许多国家和研究机构开发了多种评价模型，其中，美国的 RBCA 模型、CLEA 模型和荷兰的 CSOIL 模型使用最为广泛 。我国在《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报批稿）》中也提出了基于多介质的暴露模型，但由于起步晚，在暴露模型方面，多是引用国外较为成熟的模型，建立多暴露途径、复合污染的暴露评价模型也成为我国健康风险评价工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暴露参数
人体的暴露参数是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中的主要因子，暴露参数选择的准确性是决定健康风险评价准确性和科学性的关键因素之一。
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均发布了适用于本国的人群暴露参数手册或数据库。目前我国无论是卫生部门还是环保部门，均未发布一套标准或者手册供参考。在进行人体暴露和健康风险研究中主要是引用国外的一些资料。因此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十二五”环境与健康工作规划中将“发布《中国人群暴露参数手册》”作为主要任务。原卫生部分别于 1959 年、1982 年和1992 年开展了 3 次全国范围的营养调查工作，又于2002 年在全国开展“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1989—2004 年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合作开展“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对 9 省 2 万人的膳食和营养状况进行了调查。
此外，近年来一些国内的科学家积极开展了暴露参数的研究工作，王宗爽等采用呼吸速率的能量估算方法，对我国居民呼吸速率进行研究；向明灯等通过实测的方法对太湖某饮用水源地附近居民经口暴露参数进行研究，并与美国、日本人群暴露参数进行比较。
近年来杨彦等针对太湖流域（苏南地区）和浙江沿海温岭地区人群，采用问卷调查及实测两者结合的方法对调查对象的基本参数（身高、体重），皮肤、呼吸、饮食饮水、活动行为模式等暴露参数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然而在暴露参数优化方式上，国内多使用 USEPA 推荐的计算模型方法或者仅使用其推荐的方法。如皮肤暴露参数中最为主要的皮肤体表面积计算形式上，许文生于 1928 年提出了计算体表面积的Stevenson 模型，此后国内生理学大多采用这一模型，1999 年胡咏梅等对该模型进行了模型系数优化。在环境与健康领域，也有研究人员运用该模型优化皮肤暴露参数。万素贞等于 1928 年发表论文，认为非线性的 DuBois 模型更适用于我国人群，但未提出优化模型。杨彦等在近期研究中采用覆盖法对我国 1008 名男性成人进行体表面积实测，分别建立了最新的我国男性体表面积估算的非线性 DuBois 模型和 Stevenson 模型，比较两者发现新建的 DuBois 模型更加适合我国人群。
风险表征是健康风险评价中在总结前期结论的同时，综合进行风险的定量和定性表达，这也是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的桥梁，是最后决策中最关键的步骤。由于致癌物和非致癌物的化学毒性不同，在评价时应分别考虑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若表征潜在非致癌效应，应进行摄入量与毒性之间的比较；若表征潜在的致癌效应，应根据摄入量和特定化学剂量反应资料评估个体终身暴露产生癌症的概率。
风险计算方法
暴露剂量-外推法有 2 种表征和评价方法：个人最大超额风险和人群超额病例数。
个人最大超额风险评估法指在一定期间内以一定暴露水平连续暴露于某有害因子时，该有害因子对暴露个体造成的最大超额风险。该模型也是近年来使用最多、应用领域最为广泛的风险计算模型。人群超额病例数风险评价法是以一定暴露水平暴露于某有害因子时，该有害因子对暴露人群造成的超额病例数。范春等采用该法对 S 江水中有机毒物对特定人群年平均患肝癌超额病例数进行风险估算。张晶等对干洗剂四氯乙烯（TCE）的直接暴露人群的超额病例数进行计算，但该方法需要使用个体终生患癌超额危险度及个体年平均患癌超额危险度等多个参数，增加了其不确定性，近年来我国在健康风险评价的过程中鲜见使用。
可接受暴露限值
可接受风险水平是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素得到的评判环境污染所致人体健康风险是否可接受的标准。
国际上一些国家、地区和机构规定了健康风险评价中的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但其可接受暴露限值各有差异。我国尚未制定此类限值，在使用时大多使用国外限值，主要为瑞典环保局、荷兰建设环保部和英国皇家协会推荐的可接受健康风险水平 1×10 -6 /年，US EPA 推荐的健康风险水平 1×10 -4 /年，以及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风险 5×10 -5 /年。
不确定性分析
在环境风险评价中，由于对所研究系统目前和将来的状态认识不完全，对危害的程度或表征方式认识不充分，评价结果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暴露评估中，由于暴露参数的调查过程存在的测量误差、取样误差和系统误差，因此评价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国内研究者开展了健康风险评价中暴露参数不确定性的研究，段小丽等根据蒙特卡洛原理，采用 crystal ball 软件对河南泌阳县人群饮用水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暴露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杨彦等在对电子垃圾拆解区人群多氯联苯健康风险进行评价时，对各种暴露参数的敏感性进行分析，以评估各种暴露参数对健康风险评价结果的影响。
健康风险评价模型的不确定性是指由于对真实过程的简化，使得错误说明模型结构、模型误用、使用不当的替代变量，即不合适的模型表达等。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不确定性评价模型开展了一些研究。张应华等基于可传递参数差异的蒙特卡罗技术方法，分析了呼吸和饮水暴露途径的人群健康风险不确定性，量化了健康风险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人群健康风险。传统评价过程中直接用污染物的平均浓度来进行评价，忽略了浓度变化的特性，从而导致评价结果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国内研究者近年来开展了利用模糊理论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的方法。徐水太应用区间数理论建立了基于不确定性分析的矿区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人群重金属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并分析了确定性模型和不确定性模型评价结果的差异。丁昊天在人群健康风险评价中，采用区间数表示污染物“浓度”，并采用模糊化理论制定了模糊化的风险评价标准体系，建立了基于区间数的水环境健康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用以对人群地下水重金属健康风险进行评价。
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的发展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WHO）在 US EPA 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协助下，于 2001 年制定了健康和生态综合评价框架。相对于生态风险评价，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的方法已基本定型，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有：
（1）由单一污染物的风险进一步考虑复合污染的健康风险，由单环境介质行为向多介质作用过程的方向发展。尽管国际上对于复合污染的环境表征研究已经开展了较长的时间，然而对于其健康效应的相应机制尚缺乏系统研究。
近年来国际上已经有研究致力于不同环境介质中两种以上复合污染物的拮抗、协同和加和等作用，但对于其对应的剂量-效应关系或毒理学效应的研究仍然薄弱。
（2）人体环境污染的暴露途径多样，生物放大效应较复杂，而目前我国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尚未见考虑食物链生物放大作用。
（3）化合物总是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环境中，国际上已有诸多报道发现并不是化合物的所有形态都会对生物体产生影响或危害，在对其健康风险评估时应考虑污染物不同形态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已经开展了基于化合物生物有效性的暴露评价研究，诸多研究在离体培养技术的基础上，仍需要开展体外到体内、高剂量到低剂量以及物种间的推导。
（4）将健康风险评价的范围扩大到生物层面，提出行为生态毒理学的概念，并对多种生物的不同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变化和人为影响等） 下的生活习性及行为变化进行研究，国际上有科学家通过代谢组学的方法对生态环境中一些胁迫因素（温度、饥饿等）对生物体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但我国关于此类研究工作的报道较为鲜见 。
（5）目前国际上进行环境健康风险的评价多是对有毒有害化学物的研究，而环境污染非化学因子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研究较为鲜见，我国科学家对非化学因子的健康风险研究仅限于放射性物质及肠道病毒，但样本量较低并未进行受体健康损害程度的分析。应深入考虑非化学因子污染
对生物健康效应的影响。
（6）环境健康风险评估过程中的 3 类不确定性研究中，我国对参数的不确定性研究开展较多，并在全国多区域开展暴露参数调查。对于人群及其活动、时空信息、局部环境、暴露途径等，我国科学家制定的环境污染的健康损害调查方法与技术规范中进行了规范的质量控制，降低了情景的不确定性；而评估模型的不确定性将是我国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研究的下一步研究重点。
（7）环境健康风险评价与生态风险评价的统一。在健康风险评价中，靶器官的暴露浓度和毒性作用是其评价的基础，将造成生物健康效应的暴露剂量与靶器官暴露浓度联系起来，可为生态风险评价提供基础数据，也是目前国际上环境健康风险评价研究中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来源：《环境与健康杂志》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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